从赋税制度谈富国速亡的历史教训

隋代是当时世界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仅存37年;在土地制度上实行了均田制;赋税制度上走向以资产性质的租调制为主,包括租调制度、地税和徭役。隋晚期的重税繁役促进富国速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论唐代的赋税改革

赋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唐代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人丁为本”的税收制度。唐玄宗时,为了弥补国家财政不足,在租庸调制以外,又将地税和户税定为常税,赋税制度开始由“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过渡,开创了我国赋税改革的新思路。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确立了我国“以资产为宗”的赋税制度,这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浅析唐代诗人的“马嵬”情结

安史之乱爆发后，马嵬之变使李杨事成为唐代诗人一个化解不开的情结，唐代诗人吟咏马嵬之变，带有强烈的切肤之痛，唐人众多的马嵬诗不仅反映了唐代社会盛衰的变化，也表达了诗人们对女性，对人生，对历史，对政治的种种思索，体现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     

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刘晏是唐代最杰出的理财实践家和最著名的经济改革思想家。他坚持以“养民为先”、“取人不怨”的原则，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用商品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法则实行经济改革。在漕运、盐政、赋税、铸钱和常平诸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既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又大大增长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了社会，使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延缓了唐中央政权的灭亡。但由于刘晏的改革是在不触动封建专制皇权的统治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尽菅刘晏本人才华卓著、清正康洁，却在一大批腐败的既得特权官僚集团的反对下，其经济改革不免失败。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     

唐代后期江西商品化述论

唐代安史之乱后，江西的生产和经济迅猛发展，集中体现在商品化浪潮的兴起。该文选取粮食、茶叶、瓷器和木材这四种较有代表性商品，对这一经济史现象作总体性的述论，认为唐代江西商品化的浪潮是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的一个前兆。     

玄宗与盛唐文学——从文学创作和传播角度

文学的繁盛无非是创作的繁盛和传播的繁盛。作为大唐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的唐玄宗当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人口、教育政策,为文学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和创作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盛唐文学的发展。     

唐代农民的身份地位变迁

唐代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农民在均田制崩溃后,逐渐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中解放出来;在两税法下,农民人身自由得到加强.契约租佃制的普遍发展,使乡村社会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由中古时代的隶属依附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化,由此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乡村社会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主要是以签订的"契约"为主;这一新型的"契约"关系对中国近世的形成开创了条件,并延续至明清.     

秦国农业改革探析

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力的竞争实质是农业经济的竞争。秦国在秦简公时为了抵御强大的魏国侵凌,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初租禾"政策。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实行土地制度变革和奖励农耕的政策,通过发展农业,增强了秦国的争霸实力。秦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政府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实质上是战国时期秦国农业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

分析了汉武帝时期推行垄断官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阐述了其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及后果，指出了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和赋税思想是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创新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地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确立了以土地为赋税征收对象的基本税收制度;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明朝的一条鞭法等税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了土地税与人头税的税制合并与简约。同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轻徭薄赋思想,对我国古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妨碍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妨碍因素主要有：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体制改革不配套导致体制的缺陷，管理手段不完善、管理水平不高，转移支付等增收政策短期内在农村难以推行，以及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要化解这些妨碍因素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旅行社企业的间接寻租型并购探析

在我国．国际旅游业务市场存在着进入管制，从而使得这个市场出现了超额利润，即经济租。一些旅行社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绕开政策壁垒．从事国际旅游业务的经营以获取经济租收入。由于寻租的对象非设租方而是租金的既定所有者，故谓之间接寻租型并购。这个租因政策管制而生，亦将因管制撤消而无。间接寻租型并购有助于经济租的良性消散，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唐代“两税法”新探——基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分析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秦地文化中“抑商”“重商”因素及其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均以"抑商"政策为本,没有大搞商品经济的王朝,其实,唐代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大搞商品经济.盛唐的国强民富是通过各种办法发展商品经济而获得的.在汉、唐繁荣背后,经济发展轨迹不同,但均与秦地文化中的抑商、重商因素有关.汉代及其之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抑制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中的"抑商因素"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在唐代,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的"重商因素"又充分地发挥作用,促进了盛唐经济的繁荣.因此,把秦地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抑商文化或重商文化都是片面的.秦地文化中潜在并存着"抑商"和"重商"的文化因素,它们会因时、因势而被激活并发挥其巨大文化力.     

唐代的开放及其嬗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性的王朝。它走向开放并非偶然。南北朝及隋这段时期的广泛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唐代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唐朝建立后,统治阶级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促成了整个社会开放格局的形成;唐中后期,其开放质与内容均发生嬗变,给唐代社会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失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土地所有权变动趋势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完善的中央集权政体及其制度，能使统治者将经济管理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但这一目标不能不通过其代理人来实现，而当代理人对经济资源拥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控制力，掌握部分决策权时，其必然得欲膨胀，产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背离统治者的最初目标，并引发统治者与代理人之间对经济资源控制的矛盾。秦汉至唐间的土地所有权与土地制度的变动趋势，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北齐北周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

北齐北周租调征收,在沿袭北魏均田制基础上,各自具有一定的朝代特色。北齐注重户等差别,而北周重视丰荒调剂。北齐、北周俸禄各以食干制和食邑制为特色。北齐、北周均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     

农业结构调整与山东省农民增收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山东省是农业大省，省政府确立了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策。本通过对山东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收科增长变动轨迹的原因分析，认为在新时期要使农民增收必须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对社会系统的影响--政策目标与假定之本质及后果评估

从平等权利、社会成本、社会福利等角度，思考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目标和假设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指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的代价是造成社会经济分工不足、人力浪费、效率低下、增长迟缓和失业严重等问题，中国必须尽快从二元就业走向现代化就业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