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科技金融政策解读

今年1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印发了《关于发展普惠性科技金融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开展普惠性科技金融试点工作的通知》,联合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在广州等7个地市开展普惠性科技金融试点工作（以下简称“试点工作”）。     

以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金融强国建设

<正>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显著提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普惠金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我国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举措和具体安排,勾勒出以高质量普惠金融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普惠金融的价值内涵进一步丰富,     

银行业聚焦普惠金融实践

本刊讯6月2日,第七期“金融大家评”对话讲座活动在清华大学举办。本次以“互联网＋普惠金融”实践、发展与创新为主题,邀请了普惠金融专家、银行网络金融专家以及新金融专家,聚焦“银行普惠金融实践,共商发展新机遇”、“创新驱动互联网＋普惠金融新模式”等话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探路普惠金融发展。     

努力探索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正式进入党的决议，被确立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普惠金融概念，该规划成为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不断提升，     

普惠金融发展与微弱经济体金融健康

<正>金融健康与普惠金融的兴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金融健康应该是普惠金融发展、金融能力建设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所期待达到的直接结果近两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对金融健康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关注了微弱经济体的金融健康状况。CAFI在国内率先提出“微弱经济体”和“金融健康”的概念，其中微弱经济体主要包括微型企业和金融服务获得不充分的弱势人群，如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者、蓝领工人以及自家经营的农户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发展机会均等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可比较的国际普惠金融指标测评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序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区域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亚、中东欧、西亚和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2）空间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呈现“东西两端高,中部塌陷”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位于中东欧区域,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中亚和南亚区域。（3）“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人口密度、传统基础设施、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程度依次降低。     

普惠金融模式创新及监管

普惠金融的难点与痛点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其本质是反对金融排斥。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应用,数字普惠或者“互联网+”普惠的模式兴起并被广泛应用。     

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现机理与影响研究

普惠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因素。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的机理、财政支农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及二者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并基于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财政支农有助于“放大”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4）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支农强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的非线性特征。未来应强化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推动不同地区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并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同时,建立灵活适度的财政支农机制,为提升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家庭金融视角下的普惠金融研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号召和要求“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各项举措.家庭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也是普惠金融成为“好的金融”的内在要求.本文分析了家庭金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家庭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普惠金融事业的认识问题

发展普惠金融对优化金融结构、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及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实现包容、健康及负责任增长,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落幕之后,结合打造“包容健康负责任”的金融的使命与主题,本刊特别组织专题,邀请监管部门领导、学者、行业机构代表等人士一同探讨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     

普惠金融事业的认识问题

发展普惠金融对优化金融结构、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及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实现包容、健康及负责任增长,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落幕之后,结合打造“包容健康负责任”的金融的使命与主题,本刊特别组织专题,邀请监管部门领导、学者、行业机构代表等人士一同探讨中国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     

关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策略的思考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然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其发展受限于多重不利因素。金融排斥导致其“普惠性”与“盈利性”目标相悖是普惠金融发展受限的内在原因;监管错位构成了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阻碍;共享性征信体系尚未完成是普惠金融发展不足的环境壁垒,寻求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迫在眉睫。而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以及金融技术的不断革新为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本文基于上述两个视角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路径,从发挥政府引导与支持作用、引导互联网金融回归普惠之道、加大商业性金融机构普惠资源投入、依靠金融技术建设普惠金融发展服务机制四个角度探索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之道。     

促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

<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这要求金融部门注重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在当前实践过程中,“绿而不普”“普而不绿”的问题广泛存在,普惠主体的金融排斥效应显著,绿色普惠金融发展面临多重制度约束。基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实践探索,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

本文以1978-2013年的中国农村金融运行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农村金融成熟度模型”,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3年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虽经历波折但整体向好,相比改革初期,21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服务各方面都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在2007年以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但是,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存在过度重视农村金融“量”上的积累,而忽视“广度”、“深度”、“效率”等多方面协同发展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普惠金融理论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探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农村地区也将迎来普惠金融的大力推进.本文回顾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历程,结合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有利条件,指出了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动普惠金融惠及农民的重大举措，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除去西藏、港澳台地区）为样本，选取2011年到2019年作为取样年限，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中的综合指数，建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加大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程度，并进一步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增大以相似的程度加大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但是其数字化程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共同富裕视角下普惠金融公平性测度:普惠金融是否实现益贫性增长？

基于我国2010～2018年CFPS中家庭金融数据,本文利用益贫性增长指标增长发生曲线（GIC）和益贫增长率（PPGR）测算在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获益程度是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通过Logit回归、改善因素分解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增长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总体实现益贫性增长,测度时间内普惠金融公平性的提升是非连续性的,公平性改善的受益群体不断扩散;公平性改善存在城乡异质性,城市低收入家庭获得的公平性改善高于同分位点的农村家庭。居民普惠金融改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金融服务供给、家庭消费支出、家庭主观贷款意愿,金融消费支出对居民普惠金融改善贡献值最大,其次是金融服务供给。     

移动金融促进普惠金融的效用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结构和产品,发展普惠金融.而移动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产物,从拓展金融服务渠道、设计金融服务产品等多角度加速金融创新,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作为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二者能否发挥互相支撑、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呢？绿色金融将环境、气候的外部性内部化,普惠金融将服务弱势群体的外部性内部化,二者在理念和政策逻辑上是一致的,也均有服务成本高、风险高的问题。本研究在分析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内涵及相关性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中国当前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具有协同效应,研究高碳行业转型及小微企业绿色发展问题,为如何防止“高碳普惠”及“低碳伤民”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