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视角下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该文运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所作"城市绿色发展公众幸福感调查"的调查数据,对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城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从内部影响因素看,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城市发展特征、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城市环境和政府绿色行动对长三角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下城市群利益均衡研究——基于21城市的面板数据

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区域内城市面临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本文以长三角21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城市群利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市场化、政府行政垄断以及城市化因素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下对城市群利益均衡的作用机理,并试图用经济学图形在城市和城乡两个维度上进行理论分析。     

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论文系统测算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变化趋势,并实证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明显;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金融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明显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现阶段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绿色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     

社会责任认证及民工短缺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

该文针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与民工短缺问题,分析了两者通过劳动标准与劳动要素两个因素给长三角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同时认为两者使得长三角制造业投资规模、出口贸易、经营绩效等短期内发展受到阻碍,但也将有效地促使长三角制造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组织的升级,为长三角制造业再次腾飞奠定基础。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机理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异发端于知识局域溢出,而城市等级体系演变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机理表现为: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正相关,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单位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0.354个单位的提升;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正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总是依赖核心城市和城市核心区,城市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极明显的推动作用;城市群区域的工业增加值相对比值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负相关,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具有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制造业竞争力对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性——基于长三角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0年我国长三角地区21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全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由人均制造业出口额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降低;分行业看,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较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大。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房价差异与产业集聚——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将房地产价格引入中心-外围模型(即C-P模型),提出区域房价差异将降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同时基于长三角2007-2018年27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相对房价的上升,将减少当地劳动力的流入而增加流出,从而抑制当地制造业集聚.另一方面,区域房价差异的扩大将提高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成本,缩减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促使制造企业向成本较低的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二者的"合力",其发展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一致,与区域房价差异呈正相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存在直接影响.最后,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基于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发展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文章采用2004—2016年长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生态环境指标,测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态环境效应,运用分位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生态环境质量在波动发展中呈现向好趋势;(2)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3)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支持力度的增加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显著,但长三角区域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匾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企业异质性对制造业新建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5-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新建企业微观数据,结合离散选择模型,探究企业异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特征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合理解释了中国新建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区位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企业异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多样的.随着企业员工数量的增加,新建制造业企业倾向于选择中等水平的城市,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城市选址的可能性降低;国有所有制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较发达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城市;与外商投资企业相似,高技术企业也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Means聚类法及莫兰指数分别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化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空间集散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小,上海市与安徽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大,且各省市间经济韧性的差异逐渐趋于稳定;（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4）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由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的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逐渐演化为多样类型;（5）投资、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程度、行政调控力和环境治理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对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借助社会网络分析、QAP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省域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以省内转移为主，虽然存在区域内跨省产业转移，省际协同性仍有不足；安徽省内城市间产业相互转移数量最多，合肥是中心节点城市；上海是产业转出的中心城市，与江苏的产业转移联系紧密。(2)农林业转移中安徽内部相互联系较为明显；制造业转移中江苏和安徽的集团化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网状特征。(3)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创新资源流动整合、知识技术溢出和市场规模扩大等维度深入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将长三角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为样本数据,综合利用合成控制法和PSM-DID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从不同区域看,长三角扩容对原位和新进城市创新水平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新进城市的影响大于原位城市;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扩容政策对科创走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强于非科创走廊城市,同时区域通达性改善也能够明显强化扩容对城市创新的政策效应;③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研究结论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建设长三角创新驱动示范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模型分析了1995～2002年中国178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因素和聚集效应,并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四个城市组群的FDI区位选择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说明:从全国来看,人均GDP、土地成本、聚集效应、交通状况和教育水平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各有不同,突出表现在:聚集效应在环渤海地区不显著;工资成本已经开始对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分布产生影响,但在其他地区仍不显著;教育水平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影响显著,但在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长三角地区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4—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在探讨长三角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线性关系的基础上,采用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对外开放度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在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下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对外开放度低于或等于门槛值时,长三角地区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呈现抑制作用;当对外开放度高于门槛值时,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则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在不同门槛值下O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影响呈现先负向后正向的特征。     

扩大开放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分析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格局题中之义,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对国际大循环的影响,鲜有探讨扩大开放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以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长三角一体化指数来度量各城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程度,并将其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替代指标,分析扩大开放是否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结果 发现:第一,各城市对外开放度提高显著促进了自身参与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其他城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程度;第二,专业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各城市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其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非一线城市内部以及一线城市对非一线城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程度,均存在着积极的外溢作用.据此,在亟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需要积极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外部动力激发内部经济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长三角区域26个中心城市数据

本文基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长三角区域内26个中心城市的数据,引入莫兰指数构建回归分析模型,研究 长三角区域内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 关系;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江苏省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均衡,浙江省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一定差异,安徽 省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性明显;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及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马鞍山:环境立市科学发展

马鞍山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和港口城市,地处长三角城市群顶端,是中部地区承接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桥梁和纽带。近几年来,马鞍山围绕打造与长三角地区互动发展的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和休闲旅游基地,坚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坚持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不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实现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主要经济指标人均值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各市首位,并达到长三角中等发展城市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