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年间汇聚在甘肃武威的山、陕二省商人合计有六七百家，其中陕商多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则主要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甘州、肃州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均超过省城兰州。山陕商人从内地输入的商货主要为绸缎、布匹、杂货等，西安、洛阳、潼关、泾阳、索桥堡等地是商货转运的重要节点。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陕商主体关中说

陕商主体关中说钞晓鸿众所周知：明清时期陕西曾孕育了为数不少、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经营于故土，而且走南闯北，足迹几遍全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人称“陕西商人”①。然而，清代陕西南跨秦岭，北抵长城；明代的陕西更辖有其他西北广袤之区。事实上，并非每个州县...     

全球处处有秦商——首届全球秦商大会侧记

11月4日上午,西安索菲特人民大厦三楼会议室,洋溢着浓浓的乡音与乡情。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秦商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来自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陕西商人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共叙乡情。据悉,这是陕西首次较大规模地邀请遍布海内外的陕属工商界精英、陕商机构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重回故里。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

通过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对山陕会馆的研究 ,发现在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着一个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过程 ,并详细论证了这种“馆市合一”模式产生的原因、基本内容及其性质。指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出现的“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馆庙合一”基本特征的延伸和发展 ,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 ,以及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     

试论“宁波商帮”的崛起及其发展

商帮是古代的地区商业集团,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安徽商帮、宁波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龙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明清时期 ,各地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江南市镇中十分活跃 ,在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江南市镇从其命名、性质、功能以及作用影响来看 ,都与商业发展、商人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 ,完全是由商业发展和商人活动促成的 ,新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就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江南市镇由小到大、由兴到盛的持续发展过程 ,也有赖于各地商人的经营活动。明后期到清前期 ,江南市镇日益兴盛 ,各地商人极为活跃 ,江南市镇的繁盛程度与商人活动的程度相一致 ,地域商人成为江南市镇规模扩大市况繁盛的有力推动者。各地商人通过组织商品生产和制定种类式样等支配市镇商品生产 ,各地市镇的经济发展特色深受商人活动的影响 ,地域商人的活动推动着江南市镇的商品生产。地域商人的活动甚至直接制约着各地市镇的盛衰 ,影响着不同市镇之间的经济走势     

明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正定商业——以正定山西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正定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定山西会馆的前身晋宁庵始建于明末崇祯初年,明清多次重修,现存清代碑刻三通。利用这些碑刻材料,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明清时期正定商业发展轨迹与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的情况。晚明清初,正定商业以木植与盐业为主要特色,这一时期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主要是平阳盐商,有明显家族特点。清代中期,晋商东伙制与会馆制均已成熟,来自平阳、泽潞、平定和汾州府的山西商人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和铁业等行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忻州和平定商人成为主导,花布业、印染业、铁业、典当业和银钱业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2014首届中华商会领袖论坛在京召开

正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日,由《经济》杂志社主办,商会圈、我的律师网联合主办的中国商会界高端盛会"2014首届中华商会领袖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探索中华商会成功发展之路",会上发布了"商会金融"和"商会法律服务平台建设"两个课题研究报告。     

借"桥"上"路"

一、新亚欧大陆桥是宝鸡经济起飞的"跑道" 宝鸡市位于陕、甘、川、宁四省区结合部,处于四个对称省会城市西安、兰州、成都、银川的中心位置,是国家:"一五"、"三线"时期在关中西部布局的老工业基地,是国家规划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在我国境内除郑州、徐州外的第三个交通大十字.     

异地商人融入“锡商”的研究——以如东商人为例

正商帮是商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情、乡谊为纽带,自发组成的松散的群体。一、如东商人的现状与特征1.海牛·如东商人——敬业之神(敢字当头创字为先)南通市的如东商人依附于"苏商"和"通商"而诞生,其商帮中的奋斗与梦想也随之而生,尤其是"实业救国"的南通海门人张謇在如东大圩围垦造田,具有鲜明敬业创业埋头苦干的特征,"厚德笃行、扶海越江"凸显了新时期如东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厚德笃行"也体现了如     

试论明清小说中的商人形象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出现,商人就逐渐地成为了文学的描写对象,成为作家笔下的常客,这也使得明清文学中涉及商业的文学作品增多,甚至超越了之前的任何时期,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文章就是以明清小说中作家所描绘的内容探讨明清时期的商人形象。     

南宋川陕战区军粮的消耗与筹集

南宋川陕战区由于驻军数量大、军队中以虚籍充数冒领军粮、战争严重破坏等,导致军粮消耗数量巨大。为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南宋采取了多种渠道筹集军粮,主要包括:籴买粮食、屯田与营田、因粮于敌、民众捐献、招诱豪强出献、家计寨自筹粮饷、分兵就粮、商人入中、以常平仓米充作军粮等。多渠道筹集军粮,对川陕边防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当地民众带来沉重负担。     

晋商程化鹏对海外茶叶贸易市场的开拓

清中后期,俄国对中国茶叶需求日甚,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大宗交易物品.在北方最大的边贸市场、中俄贸易的三个准入口之一--恰克图,每年由晋商向俄国输出的茶叶不下200万斤.清政府要求边贸商人须持有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才能对俄贸易.同时,清政府对边贸商人携带商品的品种、数量、期限也有严格限制.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给边贸商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俄商凭借不平等条约得以插手中国内地茶叶贸易,使边贸商人在极不对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渐处劣势.在对俄的茶叶贸易大战中,晋商程化鹏以超群的胆识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放宽对俄贸易限制、发展入俄境内贸易.获得清政府的许可后,晋商力挫俄商,在茶叶贸易大战中稍占上风,继续保持了一段时期的繁盛.     

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

中国很早就有商人和商业的活动。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商人私文书,也有悠久的历史。奴隶制时代,商品买卖的经济凭证从原始契刻发展为判书式的券书,并在《周礼》中作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封建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人私文书的发展。伴随商品经济程度的提高,商业组织和内部分工的扩大,商人私文书的种类和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宋代是中国封建商业的繁盛时代,商用各式契约、票据、簿记、书简、珠算和商用数字,以至行会规条、商用杂书,都已初具规模。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商人私文书的使用更为普及。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社会性质的改变,商业进入新、旧交错的畸形发展时期,商人私文书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揉合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人文书的表达方式,具有新的特点。     

试论明清商人的经营文化习俗

明清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期,也是商人文化习俗发展,日趋成熟的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在因袭前人的遗风故俗基础上,并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了具有行业及地域性特征的文化习俗。开展对这一时期商人文化习俗的研究,有助于明清商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限于笔力和篇幅,本文着重对明清商人的经营文化习俗作一系统的探讨。     

乾隆惠商政策及商人社会活动

乾隆处于康雍乾盛世的后期，在农商总体政策上，重农并不押商而是惠商，但志商以不妨碍“本业”为限，惠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乾隆时期商人在惠商政策感召下，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十分活跃，处处可见商人活动的踪迹。官商互为依存关系也十分密切，作为乾隆时重要活动的盐务、军需、赈济、河工，以至乾隆南退的参加承差、迎送、修行宫都让商人参与，商人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乾隆时官商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乾隆对商人的剥削，是盘剥后的一点可怜的慰抚。     

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

本文首先以汉口紫阳书院的建构过程为例,指出清代汉口的商人会馆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获取组织模式的建构过程。各商人群体的同乡意识与地域文化特征与清代汉口的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象征符号和集体意义,从而塑造出新的、变化了的会馆组织形式。根据其内部权力运作、管理模式和外部谋求目标的不同,汉口的商人会馆可以划分为"礼俗性会馆组织"、"利益型会馆组织"、"行业型会馆组织"三种基本类型。     

商人群体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郊商为例

在中国的社会中商人阶层一直是被忽略的群体,但是翻开历史的记载,每一个时代的商人阶层却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着丝般的密切联系。本文就是以清代闽台对渡时期的郊商为例。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分析商人群体所建设的社会贸易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商人阶层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海西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变迁

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部分商人团体不但促成有效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更在地方司法实务上,以"公产"立案模式,向地方政府取得更稳固的产权保障,连带增加了会馆公所获得商人捐款、持续运作的可能性.作者从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人情信用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加深学界对明清"国家-社会"演变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