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外交分权体系下的议会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议会外交的兴起打破了由行政机关垄断外交权力的结构,创造了一种对外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国际交往也属于议会外交的范畴,但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制衡式的议会外交有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议会外交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外交分权体系之中,侧重对于总体外交下全国人大的外交地位的研究,并总结中国议会外交的策略与方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外交分权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相结合的"外交双重权力格局"。议会外交既是最高国家权力的直接运行,也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环节。在全国人大内部的职责分工上,"一院双层"的宪制构造使得议会外交的职能集中于常委会层面,并且建立了制度化的内外分工协作机制。在开展议会外交过程中,全国人大逐步明确了议会外交的目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方式,以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经济发展并提升人大自身工作。现有外交分权体系确定了议会外交的制度空间,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则为规范外交分权体系、廓清议会外交的权力边界提供了制度契机。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非传统外交：外交社会化及其后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交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工具,自从有了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制度。自18世纪以来,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由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然而,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因素的崛起,外交社会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外交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国内外学术界对外交社会化也做出了各种回应。根据它们对外交转型的态度划分,形成了传统学派、新生学派和改良学派三个学派。不过,所有对外交社会化的解释均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过于关注某一力量中心对外交社会化的中观和微观影响,缺乏对宏观和系统外交转型的研究。如果将多种社会力量的外交参与综合起来,就会发现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非传统外交,如何统筹协调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将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置身于世界外交社会化的大潮中,中国应积极进行顶层设计,建设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比翼齐飞的总体外交格局。     

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社会变化或者社会问题的影响问题一直受到忽视。作者强调了外交政策中社会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提出而非回答一些问题。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基本的社会变化。在过去20多年中,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尽管如此,中国整体的外交政策仍然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为中心的日程所主导,尚未有效地回应来自全球化的社会挑战。作者还就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到底如何形成系统的全球治理主张、如何保护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调整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等)提出了一些看法。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从认知的视角讨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祈愿审慎北大核心CSSCISSCI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大体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伸张。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主要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因而,自2014年秋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的外交。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相当急剧地发生的一项重大变迁。     

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呈现出"雁型安全模式"特点,这是自冷战以来美国亚太战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主要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它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美国"雁型安全模式"最主要的目标在于制衡中国,该战略也适应了地区内的多种安全需求。破解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则需要根据中国的安全需求和周边国家安全需求的层次性、阶段性等具体情况来制定。中国沿边省份与邻近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似,安全需求类似,按人均收入衡量从东到西呈现出阶梯性变化。中国可以把本国相关发展区域作为跨国安全合作的单位,与临近国家进行安全合作,逐步超越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以多个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外交应是中国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初步考察了目前较少研究但却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讨论的两种心态——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导致我们不能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并且缺乏客观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力。中国中心主义心态还导致我们认为中国"天赋伟大"。中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是一种对美国的近乎迷恋,即或者盲目崇尚、或者盲目敌视的心态。它使得我们几乎将美国看成中国国际环境的全部,或至少是唯一的中心。它也使得我们(包括一些很"反美"的学者)不知不觉地完全接受美国思维定式,并将对其他国家的交往都看成是为中美关系服务的。最后讨论了如何削弱这两种心态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前者起着基础性作用。历史经验还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外交调整与之相配合。据此,为了因应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中国外交需要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善于经济外交的新型外交官,不断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努力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试论现代外交的民主化趋势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代外交就具有强烈的精英外交倾向,外交事务高度敏感,广大民众很少有机会介入外交领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外交民主化也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从外交民主化的趋势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日益成为各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外交民主化的维度来看,现代外交将走向由职业外交与非职业外交协调合作的新形态。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先秦国家利益论及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益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中国先秦利益思想论述了国际社会中利益体系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提出了宏观结构中的墨子逻辑、韩非子逻辑、荀子逻辑和庄子逻辑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微观结构中的共利共损、相互损益、相互依存和互为零和等四种逻辑,总结了利益结构影响下的无为不争、止利禁利、趋利避害、相对利益、导利分利和先义后利等六种国家行为模式。中国先秦国家利益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现有的西方国家利益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结构主义国家利益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当代外交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结构主义利益观,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兼顾了共利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利益之间的平衡,还在于维持利弊或利害之间的平衡。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