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价捞尸船事件到见死不救入罪的再思考

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立“见死不救罪”，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笔者认为泛泛设立“见死不救罪”是不具可操作性的，而应该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将就其中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证券犯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对策

从犯罪学和刑法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证券犯罪的成因及立法完善、司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得知,证券犯罪的原因主要有投资者的过度投机心理、证券市场诚实信用缺失、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缺失以及法律规定不具体、缺乏对应与衔接、司法机关查处与打击不力等。因此,在立法上应加强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增设短线交易罪、欺诈客户罪、非法承销证券罪;在司法上则应坚持严而不厉的惩治原则,加强执法监督与管理,设立内部举报人制度,加大对单位犯罪的打击力度等。     

略论寻衅滋事罪的完善

1997年刑法设立的寻衅滋事罪属于情节犯,情节因此成为了寻衅滋事罪与非罪的界限,寻衅滋事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细化以后也给实践带来了认定上的新难题,这导致了在理论上有一些模糊认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不统一。应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立法、社会机制两个方面对寻衅滋事罪予以完善。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区分界限的探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设立的新罪名。但是从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本罪的适用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立法上的模糊和理论上的重大分歧造成的。尤其在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司法实践中,问题显现得更加突出。本文通过对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及司法实践中区分两罪的普遍做法提出质疑,进而明确界定私分国有资产罪与贪污罪的标准。     

浅析诽谤罪

随着近年来诽谤罪的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对打击真正的犯罪者,保障无辜公民不被刑事追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简要分析诽谤罪的犯罪构成,立法、司法不足,提出相应的立法、司法完善措施,以期对正确认定诽谤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尽绵薄之力。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的公布施行使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得以设立,揭开了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篇章.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在本罪的犯罪对象方面,应采用识别型和概括列举型定义相结合的方式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作出界定并确保不同法律领域中个人信息的定义一致;在本罪的犯罪主体方面,应作扩张性解释,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均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本罪的前置性规范;在本罪的客观方面,应扩充本罪的行为方式,将“情节严重”具体化,以提高立法的前瞻性,避免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出现争议.     

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实证研究

关于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理论界在具有职务关联的离职人员是否属于内幕交易罪主体、被动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否属于内幕交易罪主体以及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是否以第一受领人为限存在分歧。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审判决案件为视角,总结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实践现状,发现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具有扩张性、任意性以及模糊性等实践问题。立法不明确、司法不重视以及理论学界的争议是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混乱的根源。在当前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下,通过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范围是准确界定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可行之道。     

组织乞讨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组织乞讨罪,本文试图从本罪的立法缺陷的探讨出发,在针对犯罪对象的规定方面以及客观方面规定的手段方式方面和在罪数形态的处理上,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     

试论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规则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本文从通过设立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意义和必要性、我国庭前证据交换的立法现状和实践现状、我国庭前证据交换操作的具体内容等方面来论述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交换规则。     

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

金融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复杂多变。就我国目前刑事立法而言,将其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这种分类模式导致了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不统一。在对各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方式参考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者提出的刑法分则小章制模式,作出适合我国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选择。     

浅析如何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

本文尝试从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现状入手,针对现行立法的不足,建议从立法和制度两个方面予以完善和健全,以期对我国惩治贪污、打击腐败有所帮助。     

占有被非法使用的公款产生的收益应构成何罪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职务犯罪的发生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在整个犯罪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突出的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等。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多年,但对这二罪的界定,仍不甚清楚,各方观点很不一致,本文通过对麦某的案例进行分析,拟就这二罪的具体界定,略表薄见。     

香港与中国大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

香港不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有与之类似的管有财产不明罪,两地对此种罪的规定在立法目的上是相一致的,但在主体、客观方面以及刑罚上都是有区别的.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借鉴吸收香港刑法中的有益做法,以完善大陆刑法.     

论破坏军婚罪中对现役军人配偶的处罚

我国破坏军婚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军人的婚姻关系,但规定在现役军人的配偶与他人同居时,只处罚他人而不处罚现役军人的配偶的做法,给我国刑法在现役军人的配偶故意勾引陷害他人的情形下,就是否处罚现役军人的配偶带来了难题。本文试图从狭义共犯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并认为我国破坏军婚罪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已不复存在,刑法也应当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     

论内幕交易罪的若干问题及立法完善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中,内幕交易行为屡见不鲜.对于内幕交易行为的刑法规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及争议,有待立法进一步的完善.本文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通过合法手段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否应纳入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内幕交易罪的抗辩事由;罚金的处罚依据.分别针对各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和解决措施.最后通过总结,做出了立法完善上的建议.     

数据信用的法益属性及刑法保护模式

以刷单炒信为代表的新型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他人的数据信用,需要刑法介入规制。我国《民法典》将数据信用纳入名誉权范畴,相应地,可将数据信用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归结为名誉法益。现行《刑法》之下,侵犯企业数据信用行为不能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侵犯个人数据信用行为则无对应的规制罪名。鉴于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不宜单独设立妨害业务罪等罪名,而应着眼于法益的共通性,通过修订《刑法》第221条、第246条的构成要件实现规制目标。     

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完善

由于立法上的缺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实践中面临很多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导致其利用率过低。作者通过反思和检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在的不足与缺陷,认为应从调整拒执罪的客体、主体;确认申请执行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改变拒执罪的启动模式以及量刑设置等对拒执罪加以完善。     

浅论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适用

挪用资金罪属挪用犯罪。世界各国由于法律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对挪用犯罪所表现出来的种类、罪名设置、犯罪构成、侵害财产对象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刑事立法中,挪用犯罪,可以上溯到秦朝。据《睡虎地云梦秦简&;#183;法律答问》记载：“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这是惩治挪用犯罪明确的最早立法。在唐、宋、元、明、清的立法上,对挪用犯罪作了细密的规定。在西方,关于挪用犯罪的罪名设置上,各国的立法是不同的。有的明确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如西班牙;有的国家不设挪用犯罪,只规定有关挪用按盗窃公款罪论处,如法国。新中国诞生以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后的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挪用特定款物罪,而没有规定其他挪用犯罪。     

浅析“杭州飙车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处罚

杭州飙车案发生后,在各大报纸和网络的炒作下,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折射出国民民主法治意识在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诸多漏洞.杭州飙车案最大的争议就是法院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一时成为舆论质疑的焦点.笔者首先对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进行了比较,进而从犯罪的构成要件方面结合案情对以危险地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梳理,重点剖析被告犯罪的主观方面,笔者认为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更为妥当.通过对个案的分析,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努力探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论组织领导传销罪

随着社会法制的逐渐完善,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通过论述,让我们明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的构成要件,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本罪与非法经营罪以及诈骗罪的联系与区别,并且指出本法条不足及对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