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及比较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利用世界银行2003年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提供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并对两种企业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从而找出影响每个行业出口的因素及其不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和关联性分析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已超过制造业曾经的优势地位。虽然我国目前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以制造业为主,但是世界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规律依然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日本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区位和产业分布上的差异,并实证分析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性,试图探求国际直接投资中上述两大行业发展的独特的规律,为我国的外资工作提供经验和发展思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从美欧日经验看,发达经济体的"双循环"格局存在不同模式,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需要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差异性.其中,美国在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两个维度都处于最高,主要因其服务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均具有很高的竞争力,同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出口获取了较高的增加值.欧盟整体循环程度与美国类似,但单个经济体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水平则较低,主要表现为面向欧盟内部国家的循环.欧盟模式对中国构建"双循环"具有借鉴意义,其引申的政策含义包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的痛点和堵点,推进东亚地区实体经济共同市场建设等.     

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的经验分析

实际汇率的变动将通过出口价格、出口份额变动、进口成本等途径影响企业的劳动需求,在考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实际汇率的波动还会影响企业的预期甚至通过影响国内投资对企业的劳动需求产生间接影响。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对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影响,我们发现人民币实际升值将导致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而制造业出口份额及投资水平的提高会部分地抵消这一影响。鉴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流入可能引发人民币实际升值,进而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实施造成不利后果,故须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关于金融危机下扩大内需的问题研究

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度的下降，原先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通过刺激消费来启动和开拓国内需求。成为我们度过危机重振经济的必然选择。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及其对出口与福利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发展及其国际比较,并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其对出口与消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印度外,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主要竞争对手还将保持优势;中国对各贸易伙伴国单位劳动成本优势的扩大,有利于对各国的出口;基于这种优势的制造业出口造成了国内消费福利的流失,即便是放宽到总出口对消费福利的影响上,也是一样的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化解“四大风险”撬动居民消费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就面临需求约束,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内需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过分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是难以持久的,只有持续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经济才能良性发展。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在危机中反思，在改革中探索

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把政府投资和产品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国内消费需求一直乏力，其背后是中国的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靠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发展，不仅大多数企业没有充足的资本积累，老百姓的工资涨幅也非常有限，没有从企业挣到钱，自然消费也比较乏力。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理论和中国证据

本文将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筑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参股开放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会强化这一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和企业成本加成率上升是服务业开放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重要渠道。此外,从贸易方式变动视角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企业在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加工贸易和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一般贸易间转换带动了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内需与外需

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显著成就,以及外向型程度的快速上升,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广泛关注。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对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在需求主体方面中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根本性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为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虽然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     

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崛起及中国的对策

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全球迅速崛起。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在对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和重点进行了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挤出还是挤入?

文章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海外投资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对这种挤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弱化效应;分行业来看,海外投资对资源型行业和部分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制造业和战略性资产行业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分不同所有制类型看,海外投资对于内资投资和非政府主导行业的投资具有显著抑制效应,但是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呈现出一定的加速效应。因此,要审慎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走出去"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弱化对"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和扶持受海外投资冲击较大的行业。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完全需求互动分析——国际投入产出视角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完全需求系数进行量化,实证分析1995—2011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互动水平的变化。结果表明,这17年间中国制造业对自身的完全需求提高了34.16%,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需求提高了45.50%;制造业对自身的需求挤占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其中对基础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有所下降,表明制造业基础型服务成本在不断降低;对驱动型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幅增加,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产业互动升级的轨道。今后还应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与集聚水平,重点推进驱动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跨界融合,高度关注先进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     

当前经济形势下的珠三角:“危”和“机”——以东莞为例

国际金融危机已呈现出由美国向其他国家蔓延、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蔓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在发展信心、发展模式、投资消费、集体经济、利用外资和相关服务业方面均受到较大冲击。同时也对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企业的产业扩张、完善产业布局、吸引高端生产要素以及社会转型等方面带来难得机遇。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特别需要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政府和市场、投资和消费、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