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PO市场存在承销商托市吗

本文采用修正后的Ruud(1993)收益率分布检验法对中国A股市场上IPO股票上市后短期收益率分布进行了检验.考虑抑价极大值会使样本收益率分布明显右偏,本文运用剔除抑价极大值后的样本对不同定价机制下的IPO后市短期收益率分布进行了正态性检验.我们发现,IPO股票上市后的短期收益率分布不能拒绝正态分布的零假设.这说明中国IPO市场不存在明显的承销商托市,目前高抑价的原因不能用承销商托市行为来解释.     

我国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托市了吗?

学术界对于我国IPO市场是否存在承销商托市行为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搜集新股上市一年之内的分析师报告数据,系统考察了我国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进行托市的行为特征,以及投资者对于承销商分析师具有托市性质报告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1)承销商会利用乐观、但偏颇的分析师报告为市场表现不佳的新股进行托市,但这一现象在新股上市90天后消失;(2)声誉机制在新股解禁期后才能有效约束承销商利用分析师报告托市的利益冲突行为;(3)市场投资者总体上能够识别承销商的托市意图,并对承销商分析师报告的系统偏误进行自我调整。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我国承销商是否存在托市行为提供了新的直接性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市场各方洞悉分析师报告背后的利益冲突,同时也为监管部门出台相关的规范政策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承销商托市对新股初始回报的影响--对上海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新股初始回报地下是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热点。承销商托市不仅是影响新股初回报的重要因素，还是使资本市场健康运作，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个关键。但迄今为止，国内对影响新股初始回报因素的讨论均未涉及承销商托市。为此，本文建立了中国股市的收益率分布偏度模型，证实了上海股市承销商托市的存在，发现了托市的行为模式、主要托市对象，分析了托市对股市的影响，为更全面、准确的掌握新股初始回报变化规律，了解中国股市的情况提供了条件。     

市场条件、承销商声誉与IPO定价

构建了一个两期承销商收益模型,用相对行业市盈率反映市场条件,研究了不同声誉的承销商在不同市场条件下的IPO定价机制。以2005—2012年中国A股市场的IPO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声誉承销商为提高声誉对当期承销的IPO进行保守定价,低声誉承销商以最大化当期承销收入为目标对IPO进行激进定价。这种定价机制导致:相对于低声誉承销商,高声誉承销商承销的IPO有更高的首日收益和更好的长期市场表现;在高估值市场条件下,高声誉承销商承销IPO的首日收益与市场条件显著正相关,而IPO的长期市场表现与之显著负相关;在低估值市场条件下,低声誉承销商承销IPO的首日收益与市场条件显著正相关,高声誉承销商承销IPO的长期市场表现与之显著负相关。     

承销商托市问题初探

承销商托市原则上应该属于股价操纵行为，但却有利于确保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稳定，也有利于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中国相关的证券法规虽然都禁止股价操纵行为，但都未涉及承销商托市问题，使承销商托市客观上成为“有实无名”的行为。通过对承销商托市的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分析，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危害性。并探求托市与操纵市场的本质区别，为托市的合法化奠定基础，借以规范托市行为，扬长避短。     

非对称信息下IPO抑价理论实证研究

中国A股市场新股发行一直处于高抑价和低长期回报状态,出现了IPO初始报酬率高、上市首日换手率高和超募融资比例高等特征,造成了中国A股市场特有的"圈钱市"、"投机市"的怪象。中国A股市场的IPO高抑价现象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研究表明中国A股市场新股的抑价程度远远高于国外证券市场。针对IPO抑价现象在国外己经有很多成熟的理论,很有必要对这些理论在中国A股市场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基于非对称信息下对IPO抑价理论在中国A股市场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选取从1990年12月到2012年6月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共2032只股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及显著性检验表明:胜利者诅咒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在中国A股市场显著适用,代理委托理论显著不适用,而承销商声誉理论适用性不明显。     

我国A股市场IPO抑价研究——基于不同定价机制角度

IPO抑价是股票市场中新股发行上市后一段时间内存在显著超额收益的现象,说明IPO定价偏低于市场价值,定价机制出现问题.本文希望能通过探索我国股市的定价机制,来追溯IPO抑价原因.通过Kruskal-Wallis的非参数校验方式对我国A股市场进行检验,发现导致我国IPO抑价水平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我国股市的投机气氛,并在本文最后针对该现象提出了降低IPO抑价的一些建议.     

上市公司IPO融资超募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上市融资行为愈演愈烈,IPO超募现象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常态,它引发的思考备受各方关注。文章阐述了我国IPO超募的现状,提出了主要研究方向,即立足于研究承销商、上市公司经理层、机构投资者对IPO超募的影响,旨在为我国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实现社会财富再创造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优化组合提供新思路和建设性意见。     

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实证研究

重启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弊端,抑制首日超额收益过高等异常现象?文章选取我国IPO重启以后发行的新股作为样本,从信息的不对称、承销商的声誉、我国特殊的新股发行制度以及我国投资者的情绪四个角度对我国IPO重启首日超额收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并力图从一级市场发行价格确定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形成两个环节来解释我国的IPO首日超额收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促进我国的上市公司对IPO进行合理定价,优化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     

跟投制度与IPO定价--来自科创板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IPO定价问题长期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在注册制落地之际,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科创板引入跟投制度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利用科创板IPO公司的数据检验跟投制度对IPO定价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承销商跟投比例越高,IPO发行价越低,表明跟投制度可以抑制承销商抬高发行价的机会主义行为。上述抑制作用在治理水平较高的发行公司中相对较弱。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公司股价增长潜力较大时,跟投制度对发行价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此外,跟投制度能抑制超募资金规模,但为.了补偿跟投带来的风险,发行公司倾向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承销费率。最后,跟投制度有助于提升IPO后的市场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中介机构声誉对IPO融资超募有抑制作用吗?

自中国创业板成立以来,新股高超募现象就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分析2009~2011年底在创业板上市的281支新股全样本,发现高声誉的承销商为了追求高的承销费增加了发行公司的超募程度,说明承销商的声誉无法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而风险投资的持股和声誉对发行人的超募程度没有影响。不过,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对高声誉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抑制的作用。此外,审计师声誉和超募程度显著负相关,说明高声誉的审计师显著降低了发行公司的超募程度。     

机构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声誉与融资超募——来自中国创业板市场的证据

作者利用中国创业板市场2009年～2011年200只IPO样本数据,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声誉与融资超募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情绪和承销商声誉对IPO融资超募比例有显著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情绪越高,承销商声誉越高,IPO融资超募比例也就越高。为了确保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这里选取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实证结论。     

内部人自利行为与职工股上市的市场效应

文章利用中国职工股上市的数据对上市公司内部人在其股份上市交易中的自利行为及其市场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因为存在承销商支持,公司职工股公司上市后短期表现强势;内部职工股公司未发现承销商支持的证据,但是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和送股除权等方式对二级市场股价进行支持。不同的上市时间安排是造成两类职工股公司自利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创业板IPO抑价来源研究

本文对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前50只股票的IPO抑价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板市场存在着严重的IPO抑价现象。然后,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出创业板IPO抑价不是来源于一级市场的故意抑价,可能来源于二级市场的错误定价。     

价格管制与IPO时机选择

本文研究价格管制导致的IPO时机选择现象.A股市场中IP0的发行价格受到管制,给公司带来不小的融资成本,研究发现,公司为了减少管制所带来的融资成本,会针对这种管制定价方式选择IPO时机,表现为:当公司的成长性较高时,将不愿意进行IPO,而会选择推迟上市,待其成长性实现后,当前盈利更高时才在A股市场IPO.海外资本市场不存在价格管制,公司去海外上市不需要根据其成长性进行IPO的时机选择,这使得海外资本市场上中国IPO公司的成长性要高于A股市场IPO公司.交叉上市的公司也多选择先海外上市,后回归A股市场.中国特殊的IPO定价制度使得A股市场成为一个低成长性市场.     

需求、承销商声誉、发行特征与IPO抑价的实证关系研究——基于A股市场

本文用2009-2013年A股上市的887只股票,研究了承销商声誉、需求、政府管制和其他发行特征等因素对IPO抑价的影响,发现需求对IPO抑价的影响最大,需求越大,IPO抑价率也越高,承销商声誉几乎不显著,政府管制显著,且有正向的影响.其他的发行特征表明:发行价格越低,IPO抑价率越高,承销商选择认购也会提升IPO抑价率.     

中外上市公司IPO抑价理论对比探析

IPO抑价现象一直以来就是中国以及西方金融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国外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观点纷呈.在我国,上市公司抑价现象更加严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新股发行定价的相关制度、市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等方面入手,对中外上市公司IPO抑价理论进行对比和评述.     

承销商与重返IPO表现: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本文以被发审委拒绝后重新申请上市(IPO)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借助2004—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重返IPO的市场表现。理论研究表明,重返IPO可以通过更换声誉更高的承销商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公司成功IPO,降低IPO抑价率,提升公司上市后股价的长期表现。实证研究显示,与首次申请IPO公司相比,重返IPO公司的抑价率、超募比例、首日换手率及投资者意见分歧程度更低,长期股票回报率更高,表明重返IPO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所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更换声誉更高的承销商是重返IPO公司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与理论研究相符。此外,在核准制下首次IPO时因实质审核类问题被否决的公司,倾向于借助有政治关联的承销商来成功重返IPO,但并没有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这折射出推行注册制的必要性。     

分析师剩余关注度与新股市场表现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试图发现分析师的独特视角能否为投资者带来超乎市场收益的高回报.我们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来源,运用28家券商的分析师关注数据,考察分析师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及剔除这些因素后的剩余关注度与新股收益率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受到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承销商资历、所属行业等因素的影响,没有发现上市公司通过IPO抑价向承销商转移利益的证据.通过简单分组比较、Fama-French 四因素模型剔除后的分组比较以及Fama-Macbeth 回归发现,分析师剩余关注度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即分析师具有超出普通投资者的专业能力.     

我国投资者行为与IPO抑价相关性分析

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是指公司股票面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即新股发行。IPO市场是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是二级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文章引入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分析新股市场上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以探讨其对我国IPO首日超额收益现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