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

进入21世纪的近十年来,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草根性和民间性的传统复兴热潮.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波传统复兴热潮的社会文化脉络及其所蕴含的时代问题?我们是否可能透过这波所谓的传统复兴热潮来进一步把捉当代精神文化的走向?本文从当代虚无主义发生的脉络出发,尝试将传统复兴现象理解为一种时代的症候性反应,其所对治的时代问题是在经历了革命与发展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基层生活共同体,如何重建一种可能贯通古今且面向未来的社会体制.为此,文章与当代几种关于传统的理解展开了论辩,强调了从中国现代问题出发理解传统问题的重要性,并尝试在儒教与儒学之间进行辩证的区分,探索儒学传统是否仍然可能作为一种批判导引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引领中国历史的作用,以重建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社会体制.     

文化网络与企业文化建设

在中国传统文化网络里,社会文化结构的重心是宗法氏族和家庭的权威,这决定于古代中国农耕社会的性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逐步实现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与之相应,传统文化网络也要注入新的内容,进行新的构建.     

试论儒家文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影响

儒家生育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介绍了儒家生育文化的构成,论述了儒家生育文化对现代生育文化影响的方式。建立新型的社会生育文化,必须着力改造传统生育文化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消除儒家生育文化中“男性偏好”的影响。     

新儒学与民族价值的重建

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的一大变动,就是新儒学重返学者关注的中心.早在80年代中,文化激进主义风头正健之时,以华裔学者为主干的一批海外学人,就借东亚经济奇迹之发生为契机,学术上以韦伯的理论范式为入口,倡导儒学的复兴.随着文化激进主义的迅速消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上涨,同时凭借着若干非学术因素,今日新儒学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面对这种思潮之迴转,人们或许可以问:我们可以期待当代新儒学带来什么?当代新儒学属于20世纪中国儒学的一部分或一阶段,是传统儒学的继承与革新,它的精神资源及其历史也许先应该告诉,我们不能期待新儒学的是什么?可以十分明确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儒学重新上升为意识形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应该拒绝政治化的儒家.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点令它在近代招致了严厉的批判.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尽管有许多缺陷,延续2000年的儒学独尊终于结束,是为历史的一大进步,难以想象它会在未来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重演.同样明确的是,不应该将儒学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使儒学复兴的努力演化为文化沙文主义.此外,我本人看不到儒学复兴成为现代化动力的前景,也看不出它能提供解决经验层面的现实问题的可行方案.这两点,我们虽然不能断定今后必定如此,但是它     

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

儒家是内圣之学,更是外王之学。诚心、正意、修身,指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晚近以来之儒者如现代新儒家,虽有外王的民主指向,究竟侧重发展儒家内圣之学。至其后学,更将儒家化约为"儒学",从"哲学"、"文化"、"教育"等角度探讨儒家,刻意回避儒家之外王面相。这必将导致儒家与现代社会脱节,令其沦为可有可无之点缀。我们相信,今日儒家并未亦也不可能"博物馆化",她必将参与现代中国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2011年5月14日至15日,由《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广东信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从化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凸显儒家之外王面相,以儒家精神与智慧,参照儒家治理规划之历史实现形态,探究儒家治理现代社会之可能性、技术和制度。与会学者就现代社会转型、宪政实践、普世价值和社会制度建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地位、儒学在当今国内外政治格局下面临的困境及其在未来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肩负的使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儒学资源参与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以下内容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编辑,因时间关系,未经发言者校订。     

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与儒家的现代转型

本文认为,儒家的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塑内圣外王之道,这意味着要重新安排儒家与学、政、教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传统儒家的三大构成部分均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士大夫儒学将分解为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学以与现代学术体制相适应;制度儒学将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思想以实现儒家所梦寐以求的民本理想;教化儒学将代之以建制化儒教以承担传播儒教道统和安身立命之功效。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也意味着儒家体用关系的重新组合,建制化儒教将成为儒家的内圣之体,其功能在于安顿国人的终极关怀;现代民主制度将作为外王之体,解决儒家探索了二千多年的政道与治道问题。通过体用关系的重构将儒家道统与现代民主制度有机融合在一起,也使得古老的儒家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新生。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探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要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对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为此,论述了费孝通＂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文化自觉＂实现的路径以及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这一论述,我们可以对文化自觉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     

管理文化中的"儒家命题"探析

在文化研究、特别是世界跨文化比较思潮中，儒家管理文化锋芒渐露、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表明，新儒学文化的发展对于东方管理文化价值观的崛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然内在要求与主要组成部分。以儒家管理文化的国际性历史比较为研究视域，本文尝试分析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对于管理文化理论的历史传统与现代继承、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等重要关系问题的有关思想．以揭示管理文化中的“东方改制”及其作为核心论旨的“儒家命题”之当代意义。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

甘 阳儒家是一个天下的结构， 一旦出来一个“他者”以后， 怎样维持天下的概念是维持整个 儒学传统的根本性的条件。以后共产主义的发生和毛泽东始终有一个天下性的、把全 球都包括进去的解说。问题是这个理想层面上的考虑和中国当下所处的极为紧迫的政 治现实问题构成了非常大的紧张。邓正来我们已经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即意识形态的视角或意识形态批判本身已无法揭示、解释或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二十多年来， 中国学术界的讨论， 一直是以“中国”为名义而实质上不讨论“中国”的， 是在讨论那些源出于西方地方性的被…     

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

20世纪新儒家在复兴儒学上专注于心性儒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保守得太多,在多元社会中试图保守一元价值。第二,他们又退让得太多,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全盘接受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作者认为,保守、发展儒学应着重于政治层面。但是蒋庆所做的政治儒学,因其认可心性哲学的先天普适性,故也保守过多。其政治建构,是将儒家的一个情境化表达（汉代公羊学）当成儒家的神圣教条。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是建筑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也失去了儒家政治思考的普适向度。作者指出,我们所应回到的,是儒家之精神,并由新情势演绎出一套适应当代情境的、面对全球问题的儒学政治建构,以达成阐旧邦以赋新命之目的,而不是将“旧命”强加在新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