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程序的完善

一、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程序概念 贿赂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侦查人员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要求,必须依一定的程序运用侦查权查明犯罪事实,获取相关证据;同时,基于个人权利受保护的理念,犯罪嫌疑人被赋予了一系列程序的权利以抵抗侦查权力的滥用和随意侵犯。     

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以侦查讯问为视角

在侦查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权保障,需要同时进行诉讼权利告知,这对侦查机关是强制性的义务;律师的在场权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可以作为产生纠纷的证据;警察出庭作证则是讯问完成后对犯罪嫌疑人在救济程序中的一种权利保障制度。     

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论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一直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本文从目前在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有关措施进行探讨.     

基于不规范侦查讯问行为的调查报告与相关分析

刑事诉讼正当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权力介入纠纷来达到各方利益的和谐,实现公平正义。不规范的侦查讯问行为超越了国家权力的边界,侵害了个人权利,有违刑事诉讼的正当目的。必须对包含侦查讯问行为在内的刑事诉讼行为效力进行评价,建立程序性规制的体系,防止国家公权力行使主体超越正当程序的界限,避免正义沦为邪恶。     

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标准及其启示——以欧洲人权法院萨多斯诉土耳其案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欧洲人权法院萨多斯案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摒弃了整体平衡原则,尝试建立明确的规则。经过之后的判例和欧盟立法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包括律师帮助权的告知、放弃、范围以及相关保障机制的规则体系。法国、荷兰等具有较强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根据这一规则修改了国内立法,逐渐允许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咨询律师并要求律师在场。为了杜绝非法审讯,我国应当参照欧洲经验,加强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律师介入的及时性和提供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论建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

关于律师在场权,可追溯至1966年美国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羁押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律师在场,并且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必须告知其沉默权及律师帮助、在场权等权利。在各国的立法及联合国有关公约中都有所体现,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在场有明文规定。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理论界、实务界包括社会各界都对律师在场权的设置给予极大关注。     

试论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完善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和印发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根据该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检察机关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论侦查工作中网络监视控制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犯罪呈猛增趋势,侦查措施也正逐步实现网络化、数字化,网络监视控制便是其中之一。网络监视控制虽具有高效、便捷、科学、成本低等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对公民人格权如隐私权等权利的侵犯;网络监视控制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采性存在争议;对侦查部门实施网络监控活动的法律规制不完善等。在此,本文仅以网络监视控制为原点,针对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规范侦查程序、提高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与权利救济的角度略作探讨。     

证据丢失、破坏的界定及原因之初探

按照诉讼进程来看,证据丢失、破坏发生在侦查程序进行前,侦查起诉阶段,审判程序三个阶段,笔者认为在侦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中,侦查机关掌握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辩护的证据丢失、破坏最具有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同时,证据丢失、破坏产生的原因涉及到侦查权滥用的客观性。     

浅论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全易受到国家暴力的侵犯,其权利的保障就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在我国"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观念仍有残留,侦查权的扩张更加突出,而以检察监督为主的控制方式又有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应对侦查权进行合理的控制,同时,应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实现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关于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介入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侦查权的主体主要为公安机关、检察院等.而当事人在整个侦查程序中处于及其不利的地位,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侦查程序中的司法介入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拟在把侦查权视为行政权的大前提下,对我国侦察程序司法介入的前提、必要性以及基本构建进行思考.     

从赵振海事件引发的思考——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河南赵振海事件又重新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提到了讨论前沿。近几年特别是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关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如此,当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受保障情况仍不容乐观：刑讯逼供案件时有出现、超期羁押现象屡禁不止、律师仍无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帮助等问题依然是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障碍。本文就对犯罪嫌疑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从理论及司法实践做理性思考就成为必要。     

试论我国侦查程序的理性化重塑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从而建立更科学、合理的侦查程序,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本文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进行了反思,提出了用理性化的方法重塑我国侦查程序的设想.     

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研究

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治。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一方面保护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是行政相对人对抗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保障。本文从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基本理论入手,进而介绍了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基本内容,最后从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定来透视我国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构想     

试论守护夜色下的公民权利——域外夜间搜查制度管见

夜间搜查是对公民的夜间休息权和夜间安宁权侵害较大的一种强制性侦查手段,法制国家普遍对夜间搜查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其背后体现的是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侦查效率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平衡.本文主要考察国外关于夜间搜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以期能对构建我国的夜间搜查制度有所启示.     

略论税收程序性权利

税收程序性权力是纳税人享有的富有动态意义和程序保障价值的权利， 是保障税收程序公正机制建立的核心权利；现代权力制约层面上的税收程序性权利主要有要求程序主持者中立的权利、知情权、听证权、陈述申辩权、平等对待权、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程序抵抗权、救济权等；通过赋予纳税人必要的程序性权利，正在成为各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共同趋势。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立法刍议

当前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机制存在先天不足的立法缺陷,加之国际反腐败体制创新的浪潮,这些都对国内相应刑事诉讼程序的改良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进行立法规制以前,尤其需要从侦查对象的人权保护标准、诉讼经济原则和防止技侦决定权自由裁量的擅断等层面,进行制度设计上的考量,以便为相关立法的完善提供思路。笔者认为,在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适度的技侦权,明确技术侦查适用的条件和程序,同时建立程序运行的督审机制,完善侦查活动中侵权损害救济程序,是建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的保障。     

征税权力:基于契约与法治视角的思考

征税权力不仅事关国家的存在与发展,也事关全体公民权利。国家的征税权力来源于公民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权利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应体现契约平等精神、税收正义品质。从法治视角来探讨征税权力,应对宪法性税收规则和行政性税收规则进行规则间的选择,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权力约束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从而规范、约束与限制征税权力。     

论刑事被告人的强制取证权

强制取证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基本权,一些国家和国际条约都相应做出了规定。本文通过对该权利设定的价值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足,以期提出较为合理可行的强制取证权制度,从而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     

评我国税收优惠中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

我国税收优惠立法受立法工具主义的影响,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有对经典理论的机械理解,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背离,对纳税人合法竞争权利的忽视。本文认为,在税收优惠立法中,应适当矫正工具主义立法模式,遵守程序至上与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