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学者试图将其普适化、科学化,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情结和阐释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同化非西方国际体系的用意,忽视了国际关系作为艺术性一面的内涵及多种国际体系并存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主义的发展,当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时,经历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面对话、并进而推动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实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等阶段,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就将得以确立。     

熟练工移民，商务网络与FDI

本文运用差异中的差分方法对移民和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移民和FDI之间存在着同期替代，长期互补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持有大学文凭的移民（熟练工）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关于移民和FDI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国内目前鲜有文章进行研究。本文的作者Maurice Kugler来自南安普顿大学＆哈佛国际发展中心，Hiller Rapoport来自巴伊兰大学。2007年2月两位作者又作了题为（FDI和移民：互补还是替代？》的进一步研究（未发表）。本文译自原文的从简编，但保留了原文的精髓。[编者按]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体系理论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体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理论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并都以科学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但对国际体系、体系单位以及体系因素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同时，由于三种体系理论把体系层面的因素作为解释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最主要的和首要的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但是，三种体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理论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评拉丰、梯若尔著《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

本文对拉丰与梯若尔教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做了一个简明的述评。该书是新规制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新规制经济学是委托-代理理论在政府与受规制企业之间合约关系中的运用。本文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学术背景、本书的特色以及本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在这种同乡商业网络中,私人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信用关系主要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因此,芙蓉坡兴化人创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同业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考察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有助于深化对离散社群理论和华人商业网络的认识。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

本文采取了"刘易斯+马克思+斯密"的视角,基于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以及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劳动分工关系的特征事实,提出理论假说: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受到城乡制度分割程度的调节。来自1995—2008年中国2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量化了该理论假说: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负向调节,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正向调节。在低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城市收入而不利于农村收入;在高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农村收入而不利于城市收入;在城乡分割程度居中的区间,城乡移民既有利于城市收入又有利于农村收入。因此,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无法激励相容地自发破除,改革须依赖于利益中性的顶层设计。     

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以美国华人移民田野调查体验为例

本文是一篇有关海外华人田野调查的反思性文章.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海外华人研究,接着根据笔者在美国对于华人移民的多点跨国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经历,就海外田野调查者的角色、立场、目的以及华人移民调查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文章指出尽管我们承认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但研究者必然(也必须)有自己的身份,他在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客人”,而不是作为研究客体的“主人”.     

海外华商网络的多重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侨批和汇兑业为例

华商、华社、华商网络是海外华人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而商会则是联系华商与华社、构筑华商网络的重要平台。侨批汇兑业(或称民信业)是为海外华人和家乡传递书信及汇款的行业,在华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海外华人与家乡亲人搭建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以往有关海外华人商会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商会本身,较少论及商会里的商团会员及个人会员所从事的行业与商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何利用商会组织来建构或维护本行业的网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系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华商、商会的活动区域虽然主要在海外,但由于他们的很多业务与祖籍国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华商、商会、华商网络的研究也与目前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些讨论重点相契合。本文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加入总商会的行业公会(如新加坡潮侨汇兑公会)及个人(如侨批汇兑业经营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总商会、行业公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经营侨批汇兑业的商人如何借用行业公会及总商会来建立并维系自己的商业网络,侨批网络与华商网络之间的衔接及互为作用,并进而总结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全球化、民族主义与国家地位

本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选取国际关系视角,在吸取国内外有关民族主义问题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关系的发展、国家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取向、超国家组织与国际合作的性质等进行了探讨.     

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深化与发展——基于英国学派的分析

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和研究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学派的重任。英国学派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学术对话等问题。借鉴英国学派观点中的有益成分,中国学派应着重加强知识对话,倡导多元方法,强化自身认同。     

奥巴马政府对外科技援助政策浅析

奥巴马政府十分重视科教在其对外援助政策中的作用,认为对于提升美国国际形象,保持长远战略利益作用重大。重点研究了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的科技援助政策和措施,预测了其第二任期的科技援助政策走向,并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外科技援助政策面临的问题及挑战。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充分认识科技在美国对外援助工作中的作用,提升科技对外援助在我国外交工作中的地位。     

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

在我国官方话语中,“民族”根式念既被用来指称各族全体,又被用来指称国内各族。一些学者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使用“族群”根式念来指称国内各族,从而引起一场“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关于民族话语的政治斗争,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两个层面使用“民族”概念,并对当前这场概念之争提出个人的看法。     

基于MCMC方法的我国银行业技术效率评价

以动态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采用基于吉布斯抽样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运用1998—2007年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基本数据对模型的各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技术效率评价结果。结果表明: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技术效率均值为96.68%,运行效率较高,这说明我国推行的银行业改革卓有成效。     

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与减排潜力分析

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本文通过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数据包络分析,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2000-2009年的能源效率和CO2减排潜力。实证结果表明,以既定最优生产前沿为参考,中国工业部门的总体能源效率偏低,减排潜力较大;各行业能源效率与减排潜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同行业能源效率与减排潜力呈现差异性动态变化。本文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差异性碳税政策、灵活利用碳市场机制、强化节能技术研发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加强企业环境执法监管等举措来推动中国工业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及减少CO2排放。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和科学内涵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关乎党的命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前人80年上下探索的基础上又经过90多年的艰辛努力，付出各种代价作出的正确选择和开创，最终得出的坚定结论。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起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这是全国上下必须牢固树立的共同信念。     

碳排放、家庭与城市发展

本文利用我国2006年74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各个城市一个标准家庭的碳排放进行了有效估算并进行排名。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指标时,淮安和宿迁是最“绿色”的城市,大庆和牡丹江是最“灰色”的城市;即使在最“灰色”的城市大庆,一个标准家庭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仅是美国最“绿色”城市圣地亚哥的1／5;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增长、收入、气温和城市化发展模式等因素对碳排放均有影响,家庭碳排放量与一月份平均气温显著负相关。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中国传媒产业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基于NEIO范式的实证研究

新经验产业组织分析（NEIO）是研究产业竞争性行为与绩效关系的一种实证范式。本文以目前传媒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取样对象,运用NEIO模型重点分析保持产品差异前提下的市场势力和规模经济。结果显示：中国的传媒业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在考虑企业之间生产差异率时,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显著地规模不经济;在考虑多年改制而带来的技术进步时,企业呈现出比较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