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兼论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地区2011—2018年3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察了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城镇化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即在城镇化水平越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据此本文提出西北地区应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从而更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能通过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门槛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城镇化的单一门槛。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与就业水平、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建议，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并构建回归模型探讨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自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后,普惠金融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在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作用效果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减弱趋势。因此,为了使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更好地协同发展,应采取强化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域内金融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互联网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经济水平落后、金融资源匮乏、信贷水平低、金融服务可得性差等一系列金融问题,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打破农村金融排斥、降低准入门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提供了有效的路径。论文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互联网技术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势,并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在我国农村地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对策。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比较分析

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金融可获得性调查》2006-2019年银行业机构的数据,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体)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较快,且呈现可持续的稳步上升趋势.与国际情况比较,我国普惠金融的大部分指标高于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和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CECD国家以...     

国际普惠金融模式、经验与启示——基于交易费用的视角

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国际相比差距很大,存在高投入低回报的现象。论文分别介绍了四种类型的国际普惠金融模式,即降低成本的差异化普惠模式、基于内生规则的组织化模式、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模式、政府参与的普惠信贷模式,然后根据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借鉴国外成功发展的经验,从交易费用的视角探讨我国普惠金融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我国建立低交易费用的普惠金融供给制度提出建议与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摘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中,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财富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门槛效应检验揭示,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家庭财富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应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尤其要关注其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地区经济发展中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普惠化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普惠化分别是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和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抓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对各地区及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双向互促作用,二者互动发展对增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显著,且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还都互为中介机制.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无论是在双向互促效应,还是在增进地区经济发展中都存在双重门槛的非线性特征,且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和促进效应均更为显著.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要继续统筹提升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普惠化水平,按照"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圈群城镇"的多向路径、"结构优化"的统筹基点、"区域城乡"的协同格局,统筹新型城镇化需求牵引的普惠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与重要标志,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效应和传导机制,基于2016-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并形成了以成都市、重庆中心城区以及万州区为中心的三个空间聚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但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叠加"普惠"效应——基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

本文从普惠金融资金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分别阐释了定向降准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实施时对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产生的引导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属性对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配套实施能够产生"1+1＞2"的叠加"普惠"效应,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显著增加、信贷融资成本显著降低,但是负债结构合理性没有显著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有利于减弱"信贷歧视",从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政策调控效果更佳.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动普惠金融惠及农民的重大举措，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研究以我国30个省份（除去西藏、港澳台地区）为样本，选取2011年到2019年作为取样年限，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报告中的综合指数，建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加大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程度，并进一步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增大以相似的程度加大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影响，但是其数字化程度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普惠金融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机制及实证分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密切关注,而普惠金融作为新兴概念,其发展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待检验。本文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我国200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指数指标体系IFI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度量,指出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四种途径,并通过实证表明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在长期更为明显,最后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普惠金融完善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基于系统动态GMM估计和门槛回归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土地城镇化却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二是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最后依据结论,得出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实现农村金融全覆盖的普惠金融体制创新

为实现农村金融全覆盖,必须树立普惠金融理念、优先拟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目前我国普惠金融缺乏总体制度设计、金融机构对农村渗透性不足、片面追求覆盖率而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风险防控及成本因素制约了微型金融设立进程,从而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为此必须做好农村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实施普惠金融发展的层级推进战略、落实多重覆盖,同时注意风险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