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权力配置、企业战略转型与模式偏好——政治行为还是合作行为

基于2010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转型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权力配置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转型决策的重要变量。董事会中不同类型权力主体的行为偏好不同,其权力配置特征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职位性和知识性权力主体主要表现为政治行为,其权力的集中会促进战略转型实施;股权性和威望性权力主体主要表现为合作行为,其权力的集中会抑制战略转型实施。此外,不同权力主体会根据自身利益与资源选择相应的转型模式,职位性权力主体偏好"地域扩张"导向的战略转型,知识性和股权性权力主体偏好"管理模式重塑"和"价值链延伸"导向的战略转型,威望性权力主体偏好"非相关产品市场进入"和"管理模式重塑"导向的战略转型。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与俄罗斯两个转型国家财政分权安排的比较分析,采用一个理论模型讨论了分权下的政治激励是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发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政治激励的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是俄罗斯转型前期经济绩效相对贫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腐败吗？——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日益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用手投票）和卖出股票（用脚投票）的行为,中小股东“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腐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为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开展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重要支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效应仅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员工积极性较差以及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与、增强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对政府部门从宏观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审视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嵌入公司治理为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提供了路径参考。以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其影响路径主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与监督产生差异化效应;从内部治理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弱化税收规避行为的边际收益,党组织嵌入内部治理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从外部监督看,“四大”审计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属性和非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中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成长期企业，对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政府补助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也为发挥政府作用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测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和资产专用性更高的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作用。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并对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重要启示。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

数字化潮流促进了企业变革,有助于培育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出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基于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从创新、资源、文化、管理四个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通过创新驱动、资源支持、文化塑造、内部治理四条路径培育企业的多维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企业资源禀赋来看,对于国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就管理层动机而言,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规模较低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当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处于上行期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开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未来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缘何增加了征税难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的证据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对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的避税活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进行跨区域关联交易和增加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导致了税收规避活动增多。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会计信息可比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避税效应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抑制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避税的有效渠道。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管理新思维

企业信息化是企业管理技术、方式、手段乃至企业经营理念的一次革命。利用庞大的全球化信息网络进行数字化管理 ,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 ;个性化软件管理模式的应用 ,从实质上推动了组织内部的分权 ,提高了企业的经营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管理革命大大推动了企业内部和整个社会供应链过程的一体化步伐 ,并进而导致了企业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和企业流程的再造     

论企业集团的全面预算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国内外市场变化对企业集团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企业集团纷纷呈现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形势,这就迫切需要企业集团建立一套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特点的管理体系。文章从企业集团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必要性出发,探讨了企业集团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内容及各项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及措施探讨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而现代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分集权式和分权式。文章就我国现代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选择和采取的措施进行初步探讨,以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使企业步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