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债券违约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债券违约的现状,结合期限匹配理论的基本原理,以2015—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运用"投资—短期借款"敏感性模型,分组检验了债券违约企业和债券非违约企业"短贷长投"这种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这种现象在债券违约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其次,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融资期限错配会增加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可能。再次,利用二分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得出,投融资期限错配会通过加剧流动性风险而增大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最后,通过分组回归分析表明,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较高时,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据此,应秉承分类治理的思路,不仅要改善当前的金融投资环境,还要加强构建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既是以典型治理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支持。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通过权益性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政府帮扶三种途径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期限错配严重的企业以及理性借款的企业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引发的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并未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可靠。其次,从企业微观角度对其内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和生存能力影响不同,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影响不同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提出政府在发挥外商投资的有益效应时,关键在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后危机时代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负债融资与投资规模的关系研究是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财务理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考虑,认为负债融资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规模.负债融资、负债期限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规模.本文采用2008-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对投资有影响的销售收入、托宾Q和现金流量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负债融资、负债期限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负债融资总体上与投资规模负相关;然后,又按企业利润总额的标准差作为衡量企业风险的大小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不尽相同,高风险企业随着负债的增加与低风险企业相比减少投资的幅度较小.这些结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省直管县”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迫使其面临更激烈的横向竞争，加剧其对其他弱势部门的财政资金获取。县级政府还会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延缓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改革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省直管县”改革，在东中部地区，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主要产粮地区和省域边界县，改革效应则不明显。第三，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和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是“省直管县”改革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渠道。     

"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吗?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动政府层级改革,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的积极尝试,是基层政府扩权改革的重要措施.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市县关系,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采用2005-2018年中国县域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城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 表明:(1)"省直管县"改革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2)"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弱市下辖县、非省会城市管辖县和强县,且相较于经济"省直管县"改革,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是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因素.(3)"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地级市邻近及其内部的县域.(4)"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效应受到财政支出责任和激励性政策的影响,在改革制度中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确和激励性奖惩政策的设定有助于强化"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5)机制检验发现,"省直管县"改革通过强化基层财政保障、提升公共偏向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的研究为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再检验——基于贷款期限结构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贷款期限结构的异质性视角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首先,企业短期借款占比越高,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越大,说明较短的贷款期限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投融资的影响。其次,短期借款占比越高,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度投资和经理人代理成本下降得越快,说明较短的贷款期限会强化紧缩货币政策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最后,短期借款占比越高,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绩效上升得越快,说明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贷款期限产生的治理效应超过了流动性风险效应。从非对称效应的角度看,期限结构视角下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强于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从异质性的角度看,对于成长期的企业、高成长性行业以及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短期借款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本文从贷款期限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具体机制,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进行总需求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省直管县”改革绩效、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市管县”体制暴露出加剧市县矛盾、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市管县”体制相比,“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发展县域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推广,已成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广东省为例,在全面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绩效的基础上,剖析改革存在的各种阻力,积极探索改革实现路径,从而构建符合国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省直管县”改革的绩效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市管县”体制暴露出加剧市县矛盾、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与“市管县”体制相比,“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发展县域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我国逐步推广,已成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广东省为例,在全面分析“省直管县”改革绩效的基础上,剖析改革存在的各种阻力,积极探索改革实现路径,从而构建符合国情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

关于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行为，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随着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将供应链金融纳入到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并没有诱发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非理性短期借款，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了投资效率，说明我国企业缩短债务期限的行为并非全是“金融抑制”或信息不对称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特定情境下企业权衡风险收益后的主动决策。本文为解释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增量证据，为进一步释放供应链金融的实体经济效应，防范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财政透明、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入

财政透明是财政公平与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3-2020年地级市层面财政透明度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企业经营数据，考察了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对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在财政透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透明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政策层面应该加强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着力打造“阳光政府”,加强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引领作用，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外资进入与资本错配——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证据

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讨了外资进入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加剧资本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优惠政策引导,没有实施优惠政策的外资进入反而能够改善资本错配;外资进入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扩散,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外资进入会增强不同效率企业的生存能力,低效率企业并不会受到竞争效应而退出市场,进而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不会趋于收敛,不利于改善资本错配。结论表明,政府在促进外资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应该以不造成资本错配为重要原则,即外资准入配套的优惠政策应该更加精准定位。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投资——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标志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这一结论在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和管理效率提高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投资水平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进一步分析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显著促进了企业权益类投资和信息化投资;同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     

汇率制度、要素错配与中国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本文分析了汇率制度与要素错配对我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度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要素错配是汇率制度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重要传导机制,劳动要素错配抑制了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整体及资本要素错配加剧了固定汇率制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我国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双重背景导致我国企业出口陷入"低质高量"模式。考虑异质性因素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由此可以引申出若干打破"低端锁定"困局的政策建议。     

“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乡财政困境具有很大的惯性,其破解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在县级政府尚未完全脱离地级市管辖的情况下,单纯依靠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县乡财政困境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在基层政府存在财政困境的情况下,压缩其经济建设支出,财政困境将进一步加剧;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县域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变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压缩财政供养人口,将促进县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去杠杆”政策之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抑制还是促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双重背景下,国有企业如何在“去杠杆”与“促创新”之间实现平衡,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将“去杠杆”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去杠杆”政策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实施效果与实现路径进行检验,并深入考察政府补贴与“去杠杆”政策联动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交互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去杠杆”政策提升了国有企业创新效率,而融资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和债务期限错配机制是“去杠杆”政策倒逼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实现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去杠杆”政策的创新驱动效果表现出多个维度的结构异质性,具体而言,其对地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提振效果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补贴是“去杠杆”政策下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开源”渠道。因此,在实施“去杠杆”政策的进程中,决策部门无需过分担忧“去杠杆”对国有企业创新造成的“挤出效应”,这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定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