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跃迁与税收政策选择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呈现出数字化多元消费、差异化定制消费、体验式"新消费"和派生性延展消费等新型消费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空间.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对我国现行税制提出了挑战.基于税收促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内在逻辑分析,结合国际税改趋势和我国现行税制改革重点,多维度提出促进居民消费质量升级的税收政策,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延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分析

数字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探讨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CHFS微观数据,站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消费总量分位点较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第三,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正向效应在城乡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正向效应更显著,存在明显的益贫效应。第四,网络购物是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内在影响机制。文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是驱动消费规模增长和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选取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上,数字贸易能够驱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具体表现为品质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会经历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趋势;(3)数字贸易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增长驱动消费质量提升;(4)不同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数字贸易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驱动作用更强;(5)数字贸易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一致,呈现出地区异质性。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宽带的建设和普及具有普遍的居民增收效应,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数字红利”的差异,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进而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利用2012—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多期DID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同时促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较小且滞后,因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就业效应（促进高技术行业就业、挤压低技术行业就业）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建设）而减小,随着数字经济渗透度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增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城乡差距,尤其是“宽带鸿沟”和“数字鸿沟”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宽带红利”和“数字红利”较小。因此,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减小和消除和“数字鸿沟”,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广东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减少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首选。基于对1978—2009年广东省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短期内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长期内具有挤出效应,并且财政支出变化是居民消费变化的Granger成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具有挤入效应,长期内更明显。最后,立足财政挤出与挤入效应从区域层面提出了促进广东省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 ——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聚焦“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构建收入分配情形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模型,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基于199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分配 “遮掩”了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致使总效应有所下降;金融发展通过规模性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分时期、分地区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充分支持金融发展会通过改变收入分配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揭示出可能存在更大的正向机制尚未纳入研究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11—2020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会抑制劳动力转移,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在经济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相比于高行政等级城市,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在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到来更早。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效应机理与实证

以消费理论为依据梳理了新型城镇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机理,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收入、环境、示范、价格、财富效应等驱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并根据我国2000年～ 2014年分省的面板数据,分别就全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看,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价格效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向关系,居民消费受消费习惯影响较大;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同时,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惯性"最强.由此建议将增强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减少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影响、扩大居民消费的可行路径.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市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是迅速的,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真正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才能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作用。利用江苏省1993-2012年的数据资料,从宏微观角度分析了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者报酬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促进消费的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城镇居民。     

启动消费引擎需要“贫富兼济”——异质收入群体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国内消费需求过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现有研究往往将消费需求过低的原因归结为消费能力不足.将递归效用函数引入Lucas原始模型,并以此拓展模型为依据,使用转型期中国城镇七等分收入组居民消费数据测算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增长的差异化福利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增速加快对消费者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显著;第二,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同质性偏好假定下,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越小;考虑消费群体偏好异质性后,促进消费增长对富人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也要关注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