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依托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使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实现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目标。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地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有助于调节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7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及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现状与展望

作为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化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降低了金融产品的负担和成本,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范围,并通过数字技术为融资困难群体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然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影响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有助于因地制宜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统计口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多维度均衡化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使其在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改善民间融资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了吗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水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使用2017年CHFS调查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概率,提高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例,此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一致。这一影响在城镇地区的家庭和使用第三方支付的家庭中更显著。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家庭参与成本、增加了金融可得性和扩宽了信息渠道。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实证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广西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还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重点研究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最后分析当前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发现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全国还存在差距,同时也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持。今后,广西应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促进广西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     

普惠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

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06—2021年普惠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分为线下普惠金融时期、互联网+普惠金融时期和数字普惠金融时期3个阶段,未来普惠金融的研究重点应转向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普惠金融研究的政策体系完善提供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向乡村振兴推进中的作用,阐述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建设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服务半径,助力乡村实业发展,契合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居民缺乏金融知识、基础设施薄弱、征信体系不健全、普惠金融产品单一、金融风险复杂等,政府和金融机构只有宣传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加强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保障农村金融环境安全,才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相结合,为深入探讨数字金融的普惠意义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后,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出口。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生产率更低的企业出口,并改善小微企业的营运资本使用效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高资金负担、弱政企关系以及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受益更大,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而在金融软环境更好的地区小微企业受益更多,则是锦上添花的表现。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行业的异质性考察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视角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社会就业的原理及机制,并采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社会就业.相较于国有单位及企业就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就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第三产业就业增加,但会抑制第一产业及部分第二产业的就业,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优化社会就业结构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对新基建的投入以提升社会整体就业水平,拓展对中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以促进个体及私营就业,科学协调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缓解转型过程中的就业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也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消费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