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船承运面面观

介于货代与物流之间的无船承运业务给货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了来一系列衍生风险,如预借提单、倒签提单、不清洁提单、正本提单份数、无单放货均存在着风险.     

无车承运人平台建设新思路

近年来,无车承运人平台概念的出现引起了物流行业的广泛关注。国家的相关文件和意见也肯定了无车承运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但目前的无车承运平台是不是一定适合所有运输企业和司机使用呢?本文通过对目前无车承运平台发展现状进行了归纳分析,并结合自己的想法,对目前无车承运人平台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对策提出了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剖析

美国现行＂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监管疏漏和监管失控等缺陷。金融危机的恶化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面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风险管理的制度性缺陷,2008年3月29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详细地阐述了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的短期目标和途径、中期目标和途径以及长期目标和途径,并折射了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机构导向监管向业务导向监管转变、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转变和从规则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的转变。     

出口商避免货运“指定货”业务风险的方法

在以FOB价格条件成交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通常都是由买方来指定承运人并指示卖方将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给该指定承运人,在航运实践中这种业务被称为"指定货"业务。而"指定货"业务中存在出口商被不法进口商欺诈的风险。出口商如何防止遭遇此类骗局及其相关业务风险?笔者结合我国相关法律及执业经验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希望帮助出口商绕过此陷阱,规避风险。     

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分析和度量方法综述

国际上普遍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我国的银行体系还具有很大的脆弱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外资银行的进入。银行业竞争势必更加激烈,面临的风险也会逐步加大。如果不加以监管而任其发展,金融系统性风险会不断积累。最终很可能酿成危机。然而。能够有效识别并科学测度系统性风险,是监管当局进行科学应对的重要前提．本文分别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原理和主要的度量方法上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互联网金融监管“沙盒模式”制度构建

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向前,金融界已经迎来了互联网金融时代。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为金融业带来了非传统风险,包括技术性风险、数据风险、系统性风险等,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应对不足,监管模式亟待更新。“沙盒模式”是应对互联网金融这一“破坏性创新”的监管创新实践,体现了适应性监管理念,互联网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监管部门都能从该模式中获益。纵观域外各地区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明确监管主体;第二,逐步扩大适格申请对象;第三,出台法律法规,提升合法性层级。     

地方银行刑事风险浅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银行也在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地方银行制度缺失、监管不利,以及业务内容有异于四大行,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大的风险,尤其是刑事风险.存贷业务风险、职务犯罪、行贿等等都对地方银行的发展造成影响.如何应对这些风险成为地方银行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论我国按揭贷款市场风控体系的协调性

按揭贷款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形成了风险控制体系.按揭贷款的风险控制体系包括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基础业务制度、表外业务制度与系统性风控制度,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信息不对称性,而最终的目标是确定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市场中的职能.     

产生无单放货的原因、法律后果及预防措施

所谓无单放货,是指承运人不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行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71条对提单下的定义,“提单,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可见,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凭证。但是,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经常会出现承运人无单放货的情况,由此引起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本文在此将就产生无单放货的原因、法律后果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预防措施。     

比特币法律监管刍议

比特币是基于互联网和密码学所生成的数字代码,虽满足货币五大功能,但由于其易致通货紧缩、替代品丛生,以及币值极不稳定三大因素现无法成为货币,故将之认定为投资品较为恰当。基于保护投资者、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反洗钱、反避税三大监管目标,比特币应纳入监管框架,实施以去匿名化和经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监管进路。     

混业经营发展趋势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调整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表现出渐进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却处于“一行三会”完全分业监管法律定位阶段，金融监管模式的法律定位较金融业的发展已有所滞后。我国必须从金融业的经营现状出发，根据稳定性与连续性的要求，对现有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进行渐进式的变革，最终完成从多元监管模式向一元监管模式的法律定位的平稳过渡，以继续维持我国金融业总体秩序的稳定，保障金融安全。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五维一体”、“法商结合”模式研究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卓越法律人才。要培养我国的卓越法律人才,就需要使学生同时具备“法”、“商”的知识结构,能综合运用“法”、“商”的思维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们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在法律专业学生就业困难El益加剧的大环境下,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五维一体”的“法商结合”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有效的路径,它可以突破湖南省乃至我国法律人才就业瓶颈,提升法律人才培养的社会适用性。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有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多元化金融监管模式和以英国、日本及韩国为代表的一元化金融监管模式两种法律定位。借鉴主要金融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法律定位的发展过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应当顺应一元化金融监管模式潮流、构建监管者之间有效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健全对监管者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学习他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成功转型经验。     

国际海运企业市场势力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从一些符合现实的假定条件出发,考虑多种因素,即,商品价格、进口需求弹性、关税、承运人数量、运输距离等,构建了一个适合于测度国际海运企业市场势力的计量模型,并对计量模型的使用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便能够对有关研究国际海运企业市场势力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     

国际小额信贷评级机构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国际小额信贷机构评级业务迅速发展,并在评级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2012年发布的《评级指南》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小额信贷机构评级指标、步骤和主要特点,对推动我国小贷公司评级和构建统一评级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际小额信贷评级经验,我国可采取设立中国小额信贷评级基金,加快推出《小额信贷评级指标体系指引》,完善小额公司评级报告发布程序,出台支持评级结果运用的相关政策等措施,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发展.     

论我国海商立法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以《鹿特丹规则》为切入点

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合同只对缔约双方具有约束力.为了实现海上活动的公平公正,需要有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形,因此,国际海运立法致力于以法定化突破合同相对性.从《鹿特丹规则》所构建的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制度来反观我国海商立法,由于当时的立法水平有限,我国《海商法》所构建的突破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而《鹿特丹规则》虽然前景不明,但是公约中的一些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的制度构建对我国海商立法的修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确有必要完善我国海商立法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法律的范围，一直是国际法学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的“遏说”似乎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WTO协议的有关规定，一般国际公法并不能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渊源，而仅能作为“解释性渊源”。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书》及有关WTO争端解决实践的误读。为确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的法律，就需要对WTO专家组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这三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区分。     

公权力干预下的商人自治——也谈商法公法化现象

当前商务领域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具有侵权倾向的国家强力干预色彩过浓，以商法公法化为切入点，指出“公法化条款”不应以公权力的积极干预为导向，相反，以商人自治为主、以政府公权力消极干预为辅才是中国商事立法主脉。从官商关系视角分析论证了公权力积极干预的诱因、现实表现、危害及制约措施并对接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中国未来商主体立法的操作路径：构建民企基本保护法，就其市场准入、行业竞争等诸多方面整合当前部门法制度资源，制约以国企为载体的政府公权力的积极干预，加强民企社会责任。     

中国—东盟自贸区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空间优势和策略创新

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总结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环境的新特点。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传统国际货币体系的二元结构矛盾和亚洲发展中国家面对传统国际储备货币超发的安全威胁,并通过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地缘优势的比较后,提出优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必要性和策略。     

对国际法发展的时空考察——国际法从地域到太空的演变

对国际法发展进行时空考察是国际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国际法发展是时空的统一。国际法有古代萌芽和西欧中世纪的源流,自17世纪诞生之际仅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地域性法律规则。此后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国际法开始了全球化进程,终于成为全球唯一的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又进一步立体化发展,分别扩展到海洋和太空,以适应全球问题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