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构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选用熵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等差异性指标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均等化程度，并引入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特征。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以2013年为转折点，呈现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扮演着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绿色生产与资源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区域差异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收敛性，上、中游地区β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存在着上、中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追赶效应"；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

本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通过对广东省四大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年人均工资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广东省地区内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实证结果表明,除发达的珠江三角地区内各市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有收敛趋势外,其余三个区域和广东省各区域之间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收敛的趋势。西翼地区在长期受三个共同冲击的影响,东翼地区、北部山区和全省各区之间在长期都受到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     

物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

利用1980—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物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物流业发展的总体差异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的差异在缩小;但与此同时,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间的绝对差距却是在不断扩大,物流业发展呈现＂俱乐部趋同＂现象。对物流业发展的β收敛性检验表明,物流业发展整体差异和三大地区之间物流发展差异在1996年以前呈现发散态势,而1996年以后呈现收敛状态;三大地区内部物流业发展差异呈现收敛特征。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区域劳动生产率收敛

基于2001~2017年中国工业分企业所有制-分地区-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变异系数指标对全国和分区域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收敛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均呈现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但是收敛速度呈现差异。其中，私营企业收敛速度最快，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收敛速度最慢。分区域来看，东北和西部收敛速度相对较快，中部次之，而沿海三类所有制结构的劳动生产率收敛速度均较慢。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竞争等方面努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所有制结构的收敛，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收敛。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经济规模与增长效率差异收敛性研究

借助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增长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考察中国区域经济规模对增长效率差距收敛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增长效率存在β收敛,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呈现出区域增长效率收敛特征,而西部区域增长效率变化趋势是发散的。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差异会随经济规模差异缩小而呈现发散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也表现为发散趋势,而西部地区会随着经济规模差距的缩小而呈现收敛特征。西部地区应实施局部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寻找自身优势和突破,避免落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更有利于增长效率提升和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应通过整体的区域和产业政策配合,加快打破区域联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和生产效率提升     

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影响——基于改进的标准长期国际资本流动模型及中国的数据检验

在对标准长期国际资本流动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学原理分析了有外资流入的国内经济实现新稳定状态的过程,发现国内经济会沿着两条收敛速率不同的鞍点路径中的某一条路径向新的稳定状态收敛,至于最终会沿着哪条路径收敛,取决于经济的初始值情况。对外资流入前后两种情形下国内经济稳态增长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具有水平效应,使得国内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有所提高,但并未对稳态增长率产生影响,即外资流入不具有增长效应。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就外资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动态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主要由外资流入的波动引起。     

近代云南外资的输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近代云南地区外资的输入，客观上缓解了资金不足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由于外资属性的不同和其产业分布的不同，又使外资输入对近代云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呈现多面性。今天，面对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和两个转变的战略决策，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理论，而且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现实。     

外资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影响的实证分析——外资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视角

外资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的效应主要包括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分析表明外资利用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具有不利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通过基于溢出效应视角的外资利用影响我国产业安全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表明,外资对第一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对第二产业存在着正的溢出效应,对第三产业的溢出效应为负,这种溢出效应的差异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进而影响着我国的产业安全。     

广东民营科技企业R&D综合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

以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考虑多种R&D产出的情况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的R&D综合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R&D综合效率在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粤东粤西两翼地区的R&D综合效率显著高于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山区,而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山区的效率差异并不显著;影响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R&D综合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区域间的市场结构、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及外资成分等,其中市场结构差异是造成R&D综合效率地区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FDI对广东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定性分析广东外贸商品结构特征的基础上,采用贸易均衡贡献指数和面板数据模型,量化评估外贸行业的比较优势,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贸商品结构及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广东FDI的二元结构对国内产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出口导向型战略拉动了出口产业,实现了资本累积和就业创造;另一方面,以亚洲经济体为主导的投资...     

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核心-边缘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利用核心—边缘理论研究了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及关键影响制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西安市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度十分明显,处于陕西省入境旅游区域发展的核心支配地位,其他城市处于边缘地位;入境旅游区域空间结构呈核心集聚型,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明显;陕西省各城市资源禀赋、经济规模、航空运输条件、对外经济联系、旅游接待能力等是导致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关键影响制约因素。     

宽松的环境政策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1997~2009年的工业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是否是吸引FDI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环境政策较宽松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但这种影响并不大,所以,以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吸引FDI不是明智之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在吸引FDI上处于明显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广东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广东的经济与金融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总量大,速度快,金融资源丰富,且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高,投资旺盛;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经济发展总量小,速度较为缓慢,金融资源匮乏,投资萎缩,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较低。为了改善广东经济与金融的二元结构,促进广东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外资利用与产业结构升级良性互动研究——以泰州市为例

外资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产业结构和利用外资的关系。文章剖析近年泰州市利用外资和产业结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但是也存在问题。据此提出:促进外资由集中在制造业向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并举转变;科学规划先行,加强外商投资引导;提升服务,大力优化外资软环境三点措施,促进二者良性发展等建议。     

江浙两省引资差异的成因分析

江苏、浙江同属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分别位于上海的两翼，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但两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无论是从外商的投资规模、还是外资对经济的贡献度方面，江苏省均优于浙江省。该文从历史文化、企业组织、产业结构、投资环境、投资主体等方面对导致两省引资差异的原因进行培析。     

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驱动力比较——兼论经济危机中浙苏粤三省经济增速差异之因

浙苏粤三省1988-2008年各地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差异很大,消费需求驱动力江苏最大,浙江其次,广东最小;投资需求驱动力广东最大,江苏其次,浙江最小;净出口需求驱动力浙江最大,广东其次,江苏最小;从各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溢入溢出性来看,浙江的溢入性最大,江苏其次,广东则表现为溢出性。需求驱动力的差异分析较好地解释了在本轮经济危机中三省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外资流入方式选择的地区性比较分析

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目标,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外资进入各地区的行为特征。通过一个简单的二期微观经济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论证了一个假说:在外资进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外资进入时会选择这样一种进入方式———高直接投资比例,低国际借贷投资比例。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沿海五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研究热点。本文提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基于层次分析方法（AHP）建立外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中国沿海五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外贸发展状况,对沿海五省外贸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排序和单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