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合资企业能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吗?

合资企业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数据库匹配出一个全新的数据集,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合资企业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外方投资者来源于高收入地区时,参与合资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小;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参与合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本土企业在合资企业中不具有绝对控股权时,参与合资企业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促进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是出口效应与劳动力要素升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我国高质量引进外资、促进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取决于异质性。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重点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参与对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因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参与起到显著的作用。另外,区分出口企业类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初始出口,而对于保持出口商地位的作用并不明显。     

征收排污费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吗?

本文以2011-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征收排污费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绩效因征收排污费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的实际收益不仅能够弥补企业绩效的损失,还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效益.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文结合多种不同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并为排污费征收制度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三农问题"的缓解会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吗?

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工资成本.依赖FDI和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我国形成了低成本扩张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和"三农问题"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三农问题"的缓解,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并不一定会降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转变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而且能够协调互动.     

人口老龄化倒逼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吗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贸易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但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倒逼出口企业以技术替代劳动力,进而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运用1998 ～2013年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确倒逼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能显著强化这一“倒逼机制”,而金融发展水平对其的影响则呈现出阶段性.     

中国出口企业为何遭遇反倾销调查?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美国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纷纷以反倾销调查等方式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给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是致命打击。本文以2010—2013年沪深A股842家出口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国出口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内在影响因素,并根据研究结论,对出口企业有效规避反倾销调查风险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地区出口企业生产率、二元劳动力市场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数据,在二元劳动力市场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地区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中国城镇和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有助于劳动者子女教育投入的增长,能够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和提升。另外,其对农村劳动者正式教育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城镇劳动者,而对农村劳动者脱产职业培训的促进作用却显著小于城镇劳动者;在子女教育投入方面,对辅导班教育投入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基本教育投入。上述结论意味着,引导我国出口结构向具有生产率优势的行业转变对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进口能延续企业生存吗?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从进口强度、进口产品种类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企业进口对其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总体上,企业进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概率,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概率存在倒"U"型关系,过度依赖进口会给企业生存带来负面效应;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提高能显著提升企业生存概率,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对内资企业来讲,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提升企业生存概率的主要途径,其中,产品质量起着主导作用,而进口强度的影响效应有限.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吗

财务资源是企业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开展经营行为的重要保障,因而探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的财务资源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构建PSM-DID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通过预防性动机和交易性动机两条路径而影响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具有投资偏好的企业、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行业的企业和市场势力弱的试点企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绿色资源支持;企业要增强对“双碳”政策的敏感性,在提高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低碳、良性发展。     

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

笔者采用2001年~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等企业异质性,探索出口强度、吸收能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优势,但出口强度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纯出口企业拉低了出口企业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短期内负的学习效应导致生产率下降。吸收能力则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活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当吸收能力较强时,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增加,生产率有所提升。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模式

本文将互联网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增加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的概率;互联网促进了在位企业由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互联网对中小型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并且能够促进在位小型企业实现从间接出口向直接出口转变。政府应坚持实施"互联网+"战略,以优化贸易模式。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产品持续出口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吗?——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

确保已有产品持续出口是我国当前应对外需疲软、实现出口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那么这种持续出口行为能否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呢？文章借助Feenstra和Romalis(2013)提供的数据,基于出口贸易地理优势异质性的视角,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研究发现:首先,产品持续出口不一定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升级,其作用轨迹呈现倒U形,而二者在中国则呈现出显著的“出口持续能力过强、正效应区间过短”的特征;其次,具有“契约型地理优势”或毗邻进口大国型空间地理优势的经济体拥有更长的“正效应区间”,而沿海型空间地理优势不仅会缩短出口持续时间的“正效应区间”,还会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加大高技术产品和新产品的持续出口力度,有助于“稳出口增长”和“促结构优化”齐头并进,加大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出口力度只能作为中国应对外需疲软和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从长期看应倒逼出口持续时间过长的产品进行技术革新,以获得一个全新的“正效应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