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主要衡量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测量误差和生命周期偏误,同类研究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基于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笔者纠正了测量误差后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这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     

收入代际流动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代际流动研究领域有关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研究。首先着重从收入代际流动的含义、收入代际流动的程度以及收入代际流动的机制三个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做了概括,最后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并预测了未来研究的趋势。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

收入代际流动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部分研究以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而其中存在着一些因素会导致计量偏误。文章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做了简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最后预测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面板数据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农村数据,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使用滞后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单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估计,发现特定时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受工具变量的选取影响较大,而系统估计所得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46.这说明父辈收入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收入财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政府应着重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

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指一个人在总体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由他上一代人的位置所决定,或说子辈收入对父辈收入的弹性的大小。本文利用1988年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资料,建立了城镇居民子女收入对家长(父亲或母亲)收入的回归方程,得到了1988 年和1995 年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按父母收入高低的居民分组显示,虽然1995年低收入组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1988年有所下降,但高收入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     

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

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能进一步丰富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明晰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文章基于CGSS2008、CGSS2010和CGSS2012与市场化指数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继承现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系数为0.12.而2008-2012年间的市场化改革则对父辈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使父辈对子代的影响平均下降了0.8%.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文章进一步使用MLMV估计、两层嵌套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回归系数较小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所起的调节作用还相对较小,这说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父代居住模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父代居住模式的全新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父代参保状态和再就业状态变量,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1)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代收入越高,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父代的健康状况、参保状态影响子代收入,父代医疗方面的支出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城市中的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更容易保持或高于父代所在的收入阶层;(4)得益于父代提供的代际照料和代际支持,与父代同住的子代有更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代际收入流动的复杂性,因此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有利于探究子代收入的变动原因及其机制,揭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异。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调查2006年数据,对夫妻个人社会经济及双方家庭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定能够带来幸福感,职业匹配、单位类型匹配和级别匹配往往会恶化男女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经济条件对等的婚配模式则有利于男女幸福感的提升。婚姻匹配结构对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的研究进展

代际流动性反映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代际流动受阻可能引发社会阶层矛盾冲突和社会不平等,但关于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仍存在较大争议。文章从代际流动的内涵与测量、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教育代际流动效应三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在代际阶层划分标准、代际流动性测算方法上有待进一步完善,且较少考察高等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及背后传递机制。基于此,本文认为设定合理的代际阶层划分标准和科学的代际流动性测度方法是未来研究趋势,而高等教育扩张的代际流动效应及其背后传递机制更是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研究的“黑匣子”,厘清其问题争议与矛盾焦点并探索背后的理论机制,对于发挥教育促进代际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基于CFPS数据库的经验证据

前沿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层面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10—2016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父辈和子代收入百分位阶层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及流动方向,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作用。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强,并进一步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且对家庭教育程度中等、男性和非农户个体,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中高、财政教育支出水平中高地区个体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更显著促进作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劳动力迁移的途径作用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因此,应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教育公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等,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红利。     

婚姻中的教育匹配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DFL收入分布分解技术,分析了婚配中的教育匹配行为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婚姻市场在各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上都有较强的婚姻正向匹配现象,虽然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在不同教育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长期趋势,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婚姻教育匹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从截面上看,如果不存在教育匹配,样本期内的基尼系数将下降0.5%~5.5%;从时序上看,如果教育匹配保持1988年的模式不变,样本期内的其余各年收入差距会下降3%~5%。这些结果说明,以往研究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婚姻的教育匹配行为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

本文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带来的影响。高校扩招不仅导致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其性别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接受高等教育推迟了进入婚姻市场,搜寻失败的概率提高;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下,匹配困难和失败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劳动力市场成功降低了她们的婚姻收益。本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研究生的婚姻选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本科生的婚姻选择,发现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     

我国城镇独生子女婚姻匹配状况研究

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原始数据为基础,结合上海市闵行区独生子女调查资料,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独生子女在年龄、教育、职业、行业、独生子女身份等方面的婚姻匹配状况。同类婚是独生子女婚配的主要形式,独生子女强化了"门当户对"的习俗。这种强化将对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加深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降低了社会开放度,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严格的一孩政策。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