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能否作为政策目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测度贸易增加值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或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基于2012年内嵌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采用拓展的WWZ方法,本文核算了我国各省出口增加值及增加值率,首次探讨了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能否把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各省政策目标的问题。研究发现:比较来看,各省整体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从各省内部行业比较来看,各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U型"关系;不同行业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呈"U型"变化趋势,即农业和服务业比工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劳动密集型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资本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在结构效应的主导下,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有可能较高。基于此,不能简单地把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政策目标,还需要考虑发展阶段和结构特征来决定贸易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再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 ——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

针对我国制造业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明显偏低且下降尤为明显的现象,本文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分析技术、结构、分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的影响。通过逻辑分析和来自WIOD的数据比对,本文发现：（1）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2）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组装环节向我国延伸,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拉动效应,而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就业结构效应——基于WIOD数据与MRIO模型的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本文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分行业增加值出口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增加值出口有助于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行业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增加值出口对出口就业结构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显著,服务行业增加值出口对出口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相对较强,而对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相对较弱;入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增加值出口对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而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但该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跨境电商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1—2010年微观企业数据,主要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跨境电商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有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长期影响效果;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改变产品替代弹性和考虑互联网的潜在影响后仍然成立;从地区、规模及贸易方式看,跨境电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小微型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地,跨境电商会对高水平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低水平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淘汰作用;同时,降低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是跨境电商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途径之一。这不仅为培育中国对外贸易新动能、增强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经验。     

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来自区县级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各区县之间最低工资水平调整时间和幅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广义双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根据收入分组分析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对中高收入者的健康没有影响。对该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劳动者被正式雇佣的机会、增加收入水平、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行为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并不显著。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认识,为更科学全面评估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产学研合作与价值链低端困境破解——基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视角

文章将表征科技创新转化体系的产学研合作与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与国内中间品的附加值效率上升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来破解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困境.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产学研合作的显著影响,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表明,产学研合作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的价值比较——基于PSM-DID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海外并购对我国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第一,海外并购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逐步减小,但海外并购并不会比国内并购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额外提高;第二,海外并购能够对企业创新与企业出口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与国内并购相比其仅对企业出口存在差异影响,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不存在差别;第三,海外并购相比国内并购来说,会造成企业短期内的财务风险明显上升;第四,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以及对非亚洲地区进行海外并购对企业出口扩张的积极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以及对非亚洲地区的海外并购会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财务风险,企业流动比率与速冻比率明显降低.     

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升级与制造业增加值隐含碳——来自浙江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外向型经济和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度2001—2017年浙江制造29个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技术升级对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影响。研究表明,浙江省制造业出口产品单位贸易利益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即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度下降。出口技术升级、贸易开放显著地降低了浙江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能源强度、人力资本、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等因素导致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长。交叉项检验表明,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显著降低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外商直接投资、煤炭消耗占比、资本劳动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技术升级会导致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增加。     

环境规制与中国制造企业出口升级——基于节能低碳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为探究节能低碳能否顺应制造业“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的战略目标,释放环保与经济双重红利,文章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制造企业出口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考察前端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绩效的效应和机理。研究发现：节能低碳政策显著改善了企业出口绩效,包括出口规模扩张、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产品价格降低;机制检验揭示了节能低碳政策通过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出口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加工贸易企业对节能低碳政策更敏感,而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节能低碳政策对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据此佐证了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强波特假说”,对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前端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政策启示。     

精准扶贫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对脱贫巩固的启示——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为切入点,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福利的长期影响分析框架,并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升了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幅度达到6.86%,这一结果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分析显示,精准扶贫成效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强化,政策实施后的第五年,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了11.66%。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效果兼具时效性与持久性特点。从静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主要有提高家庭资产积累与促进人力资本培育两条路径;从动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有序保障了贫困家庭向上流动,从长远上降低了返贫概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效果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该结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塑造“韧性小农”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