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提高中国绿色发展效率了吗?

本文运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了中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2005-2010年的绿色发展效率、无效率来源及减排方式,并使用Bootstrap截断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有:我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倒U型和三次型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污染物排放无效率是总无效率的主要源泉;大部分城市在面对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时,主要选择自然减排方式;居民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土地城镇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就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综合城镇化对绿色发展效率则产生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城镇化、技术创新与区域碳排放绩效

在厘清城镇化、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碳排放绩效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NCSE—E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利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检验全国和三大地区城镇化、技术创新对区域碳排放绩效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与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对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对全国及中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而东部地区协同效应大于独立效应,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包容性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首先利用熵值法从基础设施环境、创新性教育、主体、投资、制度、金融环境以及市场化程度7个方面对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包容性创新环境进行测度。利用2011-2015年数据检验包容性创新环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包容性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最后,为了营造良好的包容性创新环境,提出东部地区要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极化效应”,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涓滴效应”,中部地区构建创新的“洼地效应”以及西部地区形成“本地市场效应”等建议。     

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审计作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关注环境治理与生态环境效益时也必定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一定影响。论文基于我国沪市A股工业企业201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法制环境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2)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呈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成果验证了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拓展了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另一方面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团队创造力如何促进组织绩效?——基于组织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境下,创造力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团队创造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团队创造力产生的新颖有用的想法只有被组织加以应用并付诸实践才能有效。本文从团队创造力人手,引入组织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团队创造力、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内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团队创造力到组织绩效的复杂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团队创造力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2)组织创新的两个维度对组织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但二者的交互对其影响并不显著;(3)团队创造力的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组织创新行为的增加;(4)组织创新在团队创造力和组织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样本企业面板数据,以投资者关注为中介变量,揭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投资者关注发挥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企业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否则激励效果不显著;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及2015年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激励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更理性地认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益,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共同构建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提供思路。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1978—2007年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2682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颁布的地方法规),从中选出与企业环境创新相关性较强的428项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定量描述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轨迹。同时,本文将量化的环境政策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探讨了其对企业环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强度对经济产出绩效和知识产出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环境绩效中的能源消耗率与工业废水排放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的行政措施和政策导向度对企业的经济产出绩效和环境产出绩效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创业环境、公司创业战略与组织绩效——基于我国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为研究样本,在对创业环境、公司创业战略和组织绩效进行系统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环境与公司创业战略、公司创业战略与组织绩效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公司创业战略对创业环境与组织绩效关系有中介作用。     

企业环境许诺与绿色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在回顾总结绿色产品与创新绩效有关文献基础上,以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企业环境许诺与人力资本为解释变量,以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企业环境许诺、人力资本对绿色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许诺对绿色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并通过绿色适应能力直接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人力资本并不直接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绩效,绿色自适应能力在人力资本与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