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

在我国致力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的背景下,以2012年出台《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趋于多元化经营以缓解融资限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减信贷融资规模和增加信贷融资成本两个渠道促进重污染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财务杠杆企业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来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检验。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2007—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以及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渠道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内部控制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融资租赁

借助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融资租赁规模。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减少了重污染企业的长期银行贷款,使其不得不选择融资租赁的方式来弥补长期资金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大、融资约束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对规模小、融资约束高的重污染企业融资租赁的影响更显著。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绿色信贷发展动态分析

绿色信贷源于国际上公认的赤道原则。绿色信贷是银行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举措。本文界定了绿色信贷的涵义,阐述了绿色信贷在国外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信贷的经验。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等是我国商业银行践行绿色信贷政策的现实基础,同时,梳理了我国历年绿色信贷政策的演进的,介绍了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执行情况。     

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 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

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联手抵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进节能减排,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根据自己多年在信贷工作中的经验,阐述了依据国家绿色信贷政策,搞好银行绿色信贷管理的工作思路。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TFP的提升.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Huang和Luk (2020)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企业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投资决策偏误,造成非效率投资,进而对企业TFP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企业内部控制和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这种负向影响.进一步将非效率投资区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后分析发现,投资过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主要影响,并且这种非效率投资程度会进一步降低企业TFP.另外,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运行机制及实施路径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已改变了过去单一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开始意识到自身应当承担的相应社会责任并付之行动,但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同行.在发展绿色经济领域上,我国不仅仅要在技术上加以投入,更要在金融上予以全力支持,积蓄国家综合力量赢得竞争优势,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政府应主导建立并完善绿色信贷相关配套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在一种生态监管机制下,自主、有效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只有让商业银行将经济利益与社会职责统一起来,才能提升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国际竞争优势.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自主创新、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构建了一个自主创新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利用中国省级工业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创新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主创新显著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内,环境规制会抑制东中部地区工...     

金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企业赋能,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金融经济与微观实体经济的融合,而且对中国金融科技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