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探索创新 借助资本市场 提升企业价值

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具发展优势的群体，是与千千万万投资者利益攸关的公众企业。做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篇文章，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上市公司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资本市场，借助资本运作工具，创造性地实施资源整合，是提升上市公司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顺应资本市场的大好环境创新促进整合、整合提升价值、实现价值再造的案例，对这个论题作一浅探，     

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去杠杆了吗?—— 影响机理与加速机制

创新驱动已成为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然而,技术创新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微观结构调整,至今未得到系统性解答.文章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去杠杆的作用.从影响机理看,技术创新通过强化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调整成本对冲能力来调节企业杠杆水平,且该调节作用对过度杠杆企业表现为去杠杆效应,对杠杆不足企业表现为补杠杆效应.从加速机制看,一方面,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从而对杠杆率调整具有"加速"效应,且加速程度对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成长能力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另一方面,行业整体的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水平越高,知识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因此行业创新水平能够显著加速企业去杠杆进程,且探索性创新的加速效应更强.文章证明了技术创新在去杠杆进程中的作用,揭示了政策激励 、行业溢出等创新驱动因素对去杠杆的加速作用,丰富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微观财务学内涵.     

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起到保证作用了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为了研究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保证作用,本文首先进行理论分析;其次根据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内部控制的五个组成要素构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数(ICI);再次运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刻画内部控制各要素对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数五个层次的权重,并估算出ICI;最后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确实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恰好解答了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可靠性是否真的发挥了合理保证作用的质疑。     

市场表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吗?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能力的研究在中国还比较少见,文章选择沪深股市上市公司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负债的净发行、股权的净发行和股价波动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检验市场波动是否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国家重点实验室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了吗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依托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举措。聚焦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从理论层面探讨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将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联系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其通过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企业科技人才积累、企业科技研发效率影响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科技人才积累的正向机制效应大于研发资金投入的正向机制效应,企业科技研发效率的机制效应最低且为负向。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从盈余管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及具体表现.研究结果显示,与独立上市公司相比,系族上市公司和集团上市公司倾向进行向下盈余管理,其中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最为严重.从企业集团产权性质分析,民营系族上市公司和民营集团上市公司比同类型的国有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程度更为严重.在系族上市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与系族上市公司向下盈余管理的程度负相关.这表明,企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代理冲突会受到内部资本市场的影响,从而有别于普通的第一类代理问题.     

跨境电商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引擎,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机遇。本文基于2012年由财政部等部门颁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识别企业是否受到了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了跨境电商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和市场竞争加剧是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对于生产率较高、治理水平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跨境电商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本文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更好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改革能否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企业创新研究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作为外生事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系统考察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提升了标的公司创新绩效,表现为专利产出增加,且该现象在管理层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强的样本中较为显著,表明沪深港通制度通过提升管理层创新意愿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两大途径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低、沪深港通交易活跃股以及法制环境不完善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也为实施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带来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来自微观公司层面的经验证据,亦为后续完善该项制度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来自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已注册通过的65家科创板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然后利用fsQCA方法探讨创新效率提升的前因条件组合。结果表明,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整体表现欠佳,城市创新创业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和金融支持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产业环境和金融中介市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补贴和城市研发环境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冗余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实现路径由政策环境主导型和中介市场主导型构成,城市创新环境失衡、产业环境与金融支持缺失是造成部分企业创新效率相对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对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组态视角解释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内在逻辑和路径,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科创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与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跨国公司离岸外包使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本地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使本地企业在“干中学”、“出口中学”过程中,吸纳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得能力提升。我国企业要积极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通过广泛的组织学习,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控股股东影响了控制权市场的作用吗?

文章以2000-2008年进行了劣质收购的730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控制权是否再度发生转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进行劣质收购后其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概率越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盈利能力强、杠杆高、成长性好但营运能力差、规模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控制权转移;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流动比率差、杠杆高的劣质收购公司更容易发生控制权转移。这说明控制权市场的作用因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高低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