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以广东省汕头市为例

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多渠道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治理力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成为社区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汕头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存在社会组织结构失调、资金人才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政府、社会、社会组织等多角度探讨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农村社区化治理,是深化农村社会改革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从治理模式、治理成效等方面进行了探析,并论述了农村社区化治理问题,从资金短缺问题、组织体系问题、服务水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化治理对策,从拓宽金融支持渠道、健全完善社区组织、构建社区道德体系、改造社区服务中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开始加入到农村各项治理中,但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还面临社会组织专业性建设能力不足、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村民自身组织发展落后以及外部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困境,因此如何破除问题困境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点。     

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随着非营利组织的日益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需要,社区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法规不完善、组织能力弱、资金不足等发展困境,提出了完善非营利组织方面的法律、保持非营利组织的独立与自主性、建立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加强非营剁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等改善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的相关措施。     

城镇安置社区发展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成都龙泉驿区菱角堰社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安置社区数量也在激增。不同于商品社区,安置社区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区,同时具备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双重属性。通过调研成都龙泉驿区洛带镇菱角堰社区,发现基层安置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存在治理行政化、社委会角色定位模糊、社区组织的协调治理机制弱化、安置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低等治理的多维度动力性问题。城镇安置社区发展治理多元参与的动力亟待唤起,因此提出通过推动党建引领安置社区治理、强化基层政府确权明责意识、重构居民安置社区治理主体身份认同、扶持多元化安置社区组织、提升安置社区自治动力等路径,来构建安置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从而形成新时代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新社区。     

基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主治理的实现,以及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由于尚处于孕育和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面临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职责不清;获取资金的能力较弱;专业能力不足和自主性不强等问题。因此,对社区社会组织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按照"政府扶持、社会运营、专业发展、项目合作"的思路,以坚持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分离、健全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运行的法律制度,以及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为原则,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     

苏州农村社区发展逻辑与治理困境探析

通过从"善治"的理论架构来研究苏州农村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对农村社区内涵进行解读,借助对苏州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调研,分析苏州社区的发展逻辑,深入探讨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从运行机制、内生机制等方面分析苏州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力争在理论的视角上有所突破,实践映射理论上有所创新,对苏州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寻找动因与支撑点。     

社区组织在贫民住区中的作用研究

城市贫民住区是城市中被边缘化的地带,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力量。而社区组织从狭义上说是由社区以及社区内的居民建立并参与的,能够满足居民需要并能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对社区组织在贫民住区中的作用研究,使社区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实现对贫民住区的治理。     

山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朐县为例

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临朐县农村地处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近年来,出现了农村社区"空壳化"现象,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增多,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普及和思想引导的任务繁重,山区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临朐县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引入市场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下沉社区,突出健康文化引导,促进了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开展,推动实现了发展与稳定、服务与管理的基层融合。     

湖南西部地区城市社区行政化研究——以H市某区为例

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变革在社会层面的体现,社区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阵地。为有效缓解湖南西部地区城市社区行政化问题,文章在实地调研与深入分析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提出政府构建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体系的四大措施:进一步强化社会治理创新意愿,视社会组织为其社会服务职能社区化的合作伙伴;真正落实"居站分设",明确界定社区内各组织职能边界;全力投入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建设,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专业治理力量的成长;完善政府社会服务项目购买机制,创新社区组织人才队伍开发政策。     

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演变趋势

在家庭联产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化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织形式。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我国农业产业化建设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深远意义。     

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政策选择

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拓展生产经营空间、组织有效营运、协调成员间的决策、行为和运作方式,谋求更大的组织化利益。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主要有"企业+农户"、"政府+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四种组织模式可供选择,并且有各自的实现途径。     

重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 ,分析了重构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必要性 ,试图构建一个由不同形式的合作社有机组成的多样性、多功能、多层次、跨地域、全方位开放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并通过绩效预期来衡量重构后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是否更具效率。     

新时期农村经营组织创新研究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现行农村的基本经营组织形式,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也面临着经济实力较弱、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生产规模小不易形成规模经济等问题。我国完善新的农村经济体制,应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建立多种农村合作经营组织,以提高农户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及其在市场交易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农业产业机构的调整进程,不断健全农村经营体系,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美国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施政的重点和难点,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文章通过对美国农村金融组织制度成功经验的分析,探讨美国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流通网络组织开拓农村市场研究

基于网络组织理论视角,探讨以商业信用与法律契约网络、信息网络和创新网络为基础,通过流通企业、农村个体与组织以及中介组织等各个组织节点的互动协调,克服农村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从而有效开拓农村市场途径。     

新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缺乏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利益激励;缺乏政府金融机构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融资的资金支持;贫困村互助组织中缺乏具备金融知识的人才,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发展互助资金的规模太小且试点覆盖面较小等方面.政府应明确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定位,给予相关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加强村级互助组织骨干培训,提高为民办事的能力和管理水平;抓好发展互助资金规划实施,逐步扩大项目覆盖面;探索建立规避风险机制,推动发展互助资金健康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思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和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了一定的功能。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障碍,提出了破解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法律障碍的建议。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薪酬现状分析——以孙吴县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农村生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薪酬对其工作满意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以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下属的六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进行分析,发现村基层组织人员薪酬方面存在着执行标准、来源渠道以及工资待遇的实际到位程度不一致等问题。税费征缴有缺口、村基层经济负担重、超职数配备、集体经济脆弱等因素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门应确定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薪酬标准,明确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薪酬机构管理部门,建立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工作任务考核机制,从而切实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薪酬问题,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稳定和发展。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农村扶贫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具体表现为:扶贫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贫困人口“返贫”的压力依然很大。为此,需要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制度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构建农户的“内在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冲出扶贫制度陷阱,而农户组织化则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有益的组织支撑。通过对贫困农户组织化的内在逻辑和组织化效应的系统分析,本文有力地支持了农户组织化与农村扶贫存在有机统一性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