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高价体制与货币战

由于金融危机的压力以及世界新兴经济体地位的不断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权力集团地位开始出现下滑。为重振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西方权力集团寻求通过提高粮食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货币战等来压制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发展。文章首先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权力集团操纵粮食、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为依据,分析导致国际商品价格上升之动因,进而分析美国等西方权力集团利用其美元霸权来推行货币战对新兴经济体实施进一步打击,并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领导国家的衰落无疑是一个激发学者们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霸权依赖的分析路径探讨领导国家衰落的根源。其核心假设是,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对霸权的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作者认为,领导国家通过建立霸权成为了既定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资源的分配,但大规模的财富资源也导致了领导国家内部需求的膨胀。当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刚性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通过进一步控制霸权来获取资源、转移矛盾;而边缘国家的"顺从"则为领导国家的对外剥削提供了"合法"支持,从而导致了领导国家霸权依赖局面的生成。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其对外行为则日益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进攻性进而陷入到过度扩张的陷阱之中。由于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开启了国际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历史进程。     

权力、相互依赖与国际货币合作--基于国际货币体系史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具备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性规则)和基本功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且还具备制度的本质特征(公共品)。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史,无论哪种国际货币体系,其正常运转都得依赖于国际合作。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使得作为公共品的国际货币制度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合作与合理秩序。霸权衰落后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各国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协调权衡或决策的内生需求,并可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既取决于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又离不开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与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合作。国际货币制度合作的路径取向应是从区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无论是为了寻求多边世界的合作还是作为利益的相关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其突破口在于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地位和国际化水平。     

对“世界转型”论的商榷北大核心CSSCISSCI

"转型"这一概念频频被用于国际政治的研究之中。众多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处于转型之中,但作者认为,"转型"这一概念显然存在被滥用的情况。社会转型是指这个社会的原有结构系统发生整体性的变化,或者是系统的边界正在被打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性质。衡量社会转型有四个标准:即转型是整体性的变迁;转型是彻底改变原有系统的结构并能吸收外部新的要素;转型的目标是明确的;转型是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从转型的本意及其特征来看,当今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并不符合转型的相关标准。现今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世界转型",主要是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并由此引起了国际权利转移。在西方看来,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国际体系产生颠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然而,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变国际体系发展的方向,而只是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海权与大国崛起关系的分析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命题及其引发的问题:第一,关于海权是全球性大国的必要条件的命题。这一命题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理解海权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对此,作者指出多数西方学者都是结合经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等其他因素来强调海权重要性的;历史也表明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第二,新兴海权国家尤其是陆海复合国家挑战既有的世界海洋霸权,从而引发国际体系的冲突与动荡这一命题。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逻辑,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和时代主题的不同。解释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并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提供一个视角。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及其外部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出现群体性崛起,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下滑,表明新兴经济体还未能与发达经济体实现"脱钩",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作者探讨了霸权稳定论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不同国际经济问题领域的研究催生了霸权稳定论,其核心主张是国家间权力的霸权式分布有利于国际经济秩序稳定。80年代以后,年轻学者从两个方面拓展了霸权稳定论的研究:第一,霸权稳定论的逆否命题——霸权衰落导致霸权国干预国际经济政策的力度加强——成为80年代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辩论主题。第二,从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类比和地区扩展等四个层面深化霸权稳定论的学理内涵。到9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权力分布和自由体系之间呈现出一种U关系,即国家间权力的差距过大或者过小时国际经济体系都呈现出开放状态。欧美学者围绕霸权稳定论长达20多年的争鸣,以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的开放还是保护为分析对象,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体系层面向国内层面的转型。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少在区分问题领域、多学科发展以及学术分工这三点上需引起重视。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探析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逐渐形成,以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石油危机为转折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霸权治理演变为"合作治理"。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文章对新兴经济体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缘起及其演进。     

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理论大理论范式具有无政府状态假设、科学理性范式、见物不见人等三大明显的缺陷,适合西方但未必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华夏体系来看,用这三大范式进行理论解释有很大的缺陷。比如,华夏体系也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但这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特别明显的结构;与用安全解释大国崛起的西方观点不同,华夏体系中出现的霸权国家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存在;西方的均势理论似乎特别不适合华夏体系中秦国战胜六国联盟的历史。华夏体系各国的人员、商品、思想的流动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也通过频繁的盟会产生了一些共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但这种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又是十分有限的、不可靠的,齐国霸权、晋国霸权、魏国霸权之后,这种合作都没能持续下去。华夏体系中的那些华夏国家也的确有一个身份问题。但身份的认同不如建构主义所说的有那样大的作用。所以,应把这三大范式从普遍性的理论研究范式还原成西方特色的理论研究范式。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上主要依靠联盟外交,如英、法、德等国家在欧洲的"合纵连横",日本的"与强者为伍"战略,二战后美国对北约和亚太联盟体系的经营,冷战后俄罗斯对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依赖等。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地缘环境,中国缺乏历史上大国崛起所拥有的"后院",中国的战略文化也排斥"势力范围"和"联盟政治"思想。作者从中国的时代需要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的四大外交战略——大国协调战略、区域整合战略、政治联合战略和国际危机管理战略均难以满足中国的安全需要,中国应在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准联盟外交。实施这种"联而不盟"的特殊外交类型需具备四个条件:竞争性政治集团、动态性权力关系、严重性安全威胁和"统合性"战略文化。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

作者对春秋时期诸侯以"尊王"方式进行的争霸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尊王"是一种在松散等级体系下较为有效的争霸策略。它是一种合法化的崛起方式,可以减小来自体系的阻力,通过"尊王"可以对周王室以及体系内其他诸侯进行安抚,并有助于孤立和威慑体系内的竞争性大国。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是一个体系等级性逐渐松散化的过程,到战国时代体系逐渐进入较为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春秋时期,诸侯"尊王"行为随着体系的演变而变化。争霸诸侯"尊王"的最高点出现在体系由严格等级体系转向松散等级体系的前期阶段。此后,争霸诸侯"尊王"的水平会逐渐下降,直至完全流于形式。此外,在诸侯尊王的过程中,存在王室与霸主之间对体系内与合法性相联系的权威的争夺。这一分析有助于丰富大国崛起和大国争霸的研究,深化对不同国际体系形态下行为体行为的理解。     

基于全球化视角反思全球失衡的根源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社会制度形态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或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其真实的起点,当前现实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直接导致了当前全球失衡的严重后果,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反全球化的抗争和抵制。究其实质,乃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维持美元霸权,以便对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漂亮外衣。因此,当今全球失衡的根源乃是基于维护美元霸权的以美元本位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彻底摆脱全球失衡的困境,必须废除当前以美元本位为中心的极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最终实现和谐世界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全球化。     

冷战后的国际预测研究:观点、特征与问题

冷战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变化进行分析和把握的现实需求日益增多,这促使国际预测成为学界一门紧缺而重要的知识门类。在预测国际形势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作者分别分析了基于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终结论、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周期性霸权论、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转移论、基于体制转型对未来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影响论以及文明冲突论和大国兴衰论等,认为国际预测的发展基本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思潮变迁以及各种理论流派的争论。21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一批相当有分量且由集体创作的国际预测作品开始出现,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其工作理念、组织方式和研究手段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国际预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建立一门具有自己严密逻辑与范畴体系的学科知识,其基础显然还有待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国际预测研究的多样性和进步性两者间在理论上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其预测水平的提升有赖于理论与观念等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向着国际机制理论转向,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第二次转向是共同体合作概念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不妨称为"跨文化转向",其本质上是适应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积累特别是由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性大暴发所进一步加剧的人类"大危机"意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需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向东看""向外看",在多文明包容和伦理本位的视野下推动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向半政府状态体系逻辑转换,由自助转向扶助,从未来世界、古代历史、现代实践和东西合璧中探寻人类政治合作的新形式。扶助不仅盛行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而且体现在不少现代大国的分散性行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的新时代,可以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方案与智慧。     

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

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到历史性变化的新阶段,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意义变得更为重要。当今世界发生了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事件,世界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探索、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国际政治权力的位移和下沉、信息和交通技术变革带来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与新历史观塑造有关的国际关系教育等问题,都是当代世界面临的迫切问题。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新机遇,确立中国与世界互进的共同价值体系,完善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基础,提高在国际体系中的协调和协同能力,加强中国的全球行政能力建设,探索多极化的新管理模式,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识等,都将是未来中国内政外交进步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向来重视国际关系道德教育,以怀仁重义著称于世。中国会作为一个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推动世界向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