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续)

三粮食生产的商品化(一)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江苏]崇明地土高燥,最宜木棉,与他邑魚米之乡,大有殊科,故通邑所产米麦,实不敷终岁民食,恒赖他郡客米,以为接济。道光年间,经本邑绅董赴省稟准各大宪,于每年漕运开兑时,拨济崇邑大米数千斛,即令阖境牙商,备价承领运销。无如近年有外路米商,纷载米石,赴崇沿江兜卖,不投牙行,形同白拉,居民往往喜其值稍廉,趋之若鹜。而各米行遂形减色,并下     

中国近代工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影响(1861—1927)

阐述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地理分布概况,总结中国近代工业的分布特点,揭示造成中国近代工业畸形分布的原因,最后分析中国近代工业的畸形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加深人们对中国近代工业分布状况及其影响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工业史研究的开创性硕果——评祝慈寿著《中国古代工业史》、《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现代工业史》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已出版了不少部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类型的著作。在中国经济专史方面探讨专业、商业、田制、税制、外贸、财政、货币等等的专著也不少，甚至对国债、钞券、邮政、物价、关税、合作运动等等的专史也曾刊行，唯独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专著却一直是个空白。为什么出现此空白？我认为不外是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到解放前夕，尚未形成其完整体系，无必要编写它的专史。二是我国的近代工业虽起步较晚，而封建手工业的存在却已有两千余年的发展繁荣历程，如再联系到古代青铜器、陶器等的制造,地就得追溯到夏商时代。要编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工业专史、决不能仅阐述其近代工业，必须对封建手工业和更早的工艺发展过程也有所论述。但是，封建时期的手工业一向包容在商业之内，连古代有名的盐铁制造富豪也被看作是“因通商贾之利”而致富。到战国后期将工商视为“末业”之说出现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实况更不受史学家们的关注，此所以历代《食货志》均未给手工业发展情况设立专篇予以表述。因此，在编写一部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对其封建手工业部分之资料的爬梳整理难度是相当大的。至于我国名闻于世的古代精美陶器、青铜器、如无精湛的工艺技巧即不可能制成，这也是编写古代手工工艺发展历史著作的不可缺少部分。但此类史料在我国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只有通过对现代大量出土文物的验证才能窥见其发展概况。如无大量出土的文物为依据，则夏商和周代前期的此类工艺发展概况已无法知晓，更不谈将它写成史学专著。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若干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史之成为空白实为势所必然。当然，即使在今天要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工业史仍有较大难度。因为将未经过系统整理的浩瀚文献史料和分散的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即须具备敏睿的分析能力还得付出长期的辛勤劳动，才可望做出成果。     

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介《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

铁路是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产物。建筑铁路本来是一种简单的、文明的事业,可是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情况则要复杂的多,它从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诸方面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铁路史研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受学者重视的一个领域。以往研究者或侧重于列强国家在争夺铁路修建权问题上对华关系的研究,如李国祁先生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或注重全面揭示列强通过铁路对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评介——兼论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科书的缺陷与不足

著名经济史专家赵德馨教授主编,中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等五校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集体撰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以 下简称《教程》一书,作为国家教委推荐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底出版问世了。该出版社在对《教程》的介绍中,强调指出它是一本“学术著作”。细读《教程》再三,将之与建国以来大陆出版的约10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材相比,觉得它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有其独到之处。从结构框架、研究分析方法,到内容观点,有突破,有创新。《教程》的主编与其他作者,凭着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社会的执诚责任心,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严肃科研态度,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完成了这部建国以来最新的、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打破了解放几十年来同类学科教材质量徘徊不前的局面。纵观全书,其优点可谓俯拾皆是。其中突出者有以下各端。     

一部金字塔式的中国经济史新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介

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 895— 1 92 7》(人民出版社 2 0 0 0年版 )是一部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变迁的专著 ,由多位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老专家和本学科博士、硕士青年学者共同撰写 ,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本书是已故经济史学大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 840— 1 894》(人民出版社 1 989年版 )的续篇 ,其准备工作可溯及 6 0年代 ,与严著同时 ,并一本严著传统 ,即在长期考究史料的基础上 ,先作专题研究 ,本书并有十几项专题研究成果先行发表征求众议 ,然后编写成书。体系完整 ,而根底扎实雄厚 ,有博大而…     

近代广州大众传播业的发展(1827—1911年)

广州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大众传播业的序幕在这里拉开.清末广州报刊在知识大众化、信息商业化、舆论传媒化方面都开始成型,使报业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行业.     

为什么说南通是 “中国近代第一城”——近代南通与同时期中外城市的对比

上海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它是西方的市政策划者带进了近代的技术,通过中国人民的手兴造起来的,它促进了中国城市的近代发展,其历史作用不容低估,但还不能说是中国近代第一城;青岛、大连等城市也应作如是观;至于唐山、武汉,有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铁路建设等,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先进了一步,但是并没有像南通那样整体的、全面的城市建设。一百多年前在工业革命后,西方大城市急剧发展,工人生活状况日益低劣。为了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先是出现一些“工业慈善家”,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例如:罗伯特·欧文在1816年建立合作公社,1824年他…     

从“商”到“实业”: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的观念史考察

晚清中国人用"商"来统称工商等业,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实业"出现,并取代了"商",用来统称农业、工业和商业。本文分析了这一观念变迁背后的企业史含义。文章认为,用商来统称工商业是延续了明清以来的用法。近代重商观念流行的同时,大量商业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商人因其在资本、人才、管理制度、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对近代工业产生了主导型影响。在这一时期,大量近代企业是以股份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甲午战争之后,近代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业"观念出现并被广泛接受。时人在强调实际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更为重视企业当中的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他们意识到会计、采购销售、工人的管理等制度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在"实业"时代,有关工厂的制度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从"商"到"实业"的观念变迁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企业起源的历史过程。     

思与史的重构——评《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1946年,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霍克海默收到其同仁洛文塔尔的来信,这封信带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德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社会研究所”的著作和刊物的热衷“有甚于食物”(《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第31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以下凡引该书,均只注页码)。同时,战后的德国百废俱兴,官方急于希望前纳粹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回国,而对于召回成立于1923年后因受纳粹迫害而于1933年迁往美国的社会研究所则尤为迫切。在各方面的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1894～1949年)

中国近代债券市场监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各种监管机构逐步建立,监管立法日趋完备,政府干预力度日益强化,但从未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执法效果欠佳。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国家计划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年)在苏联的历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恢复时期(1921—1925年)顺利地结束后,在年轻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面前摆着新的更宏伟的经济建设任务。苏维埃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她应该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1925年年底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陈焕章的“理财学”“生计史”和“社会主义”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眼光落在50年后的中国——专访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平田信正

中国正在从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向市场转变，2005年以后，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成立研究开发子公司，开始在中国研发适合于中国，更能走向世界的技术及产品。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事业规模达8600亿日元。董事长平田信正对消费者、客户、媒体说得最多的是：“我们是中国的东芝，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才有我们发展的机会。东芝愿与中国经济一起成长。”     

中国“入世”后商业银行县(市)支行发展定式

中欧双边协议的签订 ,预示着国人已步入了入世的门坎 ,也伴随着国际金融业在我国激烈竞争的到来 ,作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 ,如何调整战略 ,加强管理 ,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是各行最迫切的课题。就其最前沿的县 (市 )支行来说 ,所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应该看到 ,县 (市 )支行与大中城市行相比 ,差距较大 ,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县 (市 )支行存款数量少 ,付息率高 ,人员偏多 ;而资产质量差 ,结构单一 ,中间业务收入少 ,多数为亏损行。鉴于此 ,在下步的发展中 ,应予充分关注。一、国有商业银行县 (…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分析(1949—1999年)

结合我国５０ 年的经济建设, 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数量模型, 并运用该模型来对我国建国以来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其特征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数量分析。     

50年中国经济轨迹(上)——访“京城四少”钟朋荣

钟朋荣,1954年生,曾在乡、区、县、中央4级政府任职。在中国经济学界,钟朋荣有“京城四少”之誉。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研究》等发表极具影响的经济论文200多篇。其《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关于中国有产者的十大论》、《中国企业面临八大陷阱》等文被广泛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出版《宏观经济论》、《钟朋荣集》、《谁为中国人造饭碗》等十余本专著。     

50年中国经济轨迹(下)——访“京城四少”钟朋荣

让体制和制度回到人的本性上来 记:任何一种组织制度的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理性的人总是在既定的规则下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承认人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相反,如果把利他性作为前提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因此,承认人性,尊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