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金融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化选择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行为以及内在特征三个方面入手,探究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化选择。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效应,且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来看,金融中介规模和行为、金融市场行为与股票流通率的提升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而银行集中度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提升则呈现正向效应;金融中介规模、金融市场行为与银行集中度的提升对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上呈现负向效应,但金融市场规模、金融中介行为与股票流通率则呈现正向效应。     

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产生新金融业态,也将对经济中的最优金融结构产生影响,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第一,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金融结构点,能最大程度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产生向右移动的改变,即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越高,最优金融结构点处的银行占比程度越高,其中的中间影响机制在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第三,相比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更偏向于银行部门的发展;当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都发生移动的改变,而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对东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点的改变程度更大。     

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201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社会融资规模、R&D经费投入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不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直接促进效应,而且分别通过以下两种路径方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效应,即“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R&D投入→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进一步汇聚金融产业资源、扩大资本规模、支持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采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2）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存在于东、中部地区,在西部为负效应,说明要素拥塞和“路径锁定”效应存在。（3）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合理化水平提升,科学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级化有促进作用。（4）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中具有相反作用,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工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高级化则受市场化程度、消费水平、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4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从"投入侧"和"产出侧"对环境规制强度测度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中能够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影响呈现出"U"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型特征,不合理地引进外资会抑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加剧还是降低

利用文本挖掘法构建各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指数,并基于2011—2020年492家商业银行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理论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银行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与银行信用风险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通过自信效应加剧银行风险承担,增加信用风险;金融科技通过信息改善效应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中小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受金融科技影响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市的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各市的科技创新对本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各市的科技创新对邻近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提升科技创新空间外溢效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SDM)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研究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金融规模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以金融规模存量、金融相关比等指标度量金融规模,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刻画产业升级,运用山东省2013—2018年16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实证结果可知,金融相关比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金融规模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分区域来看,金融集聚和金融效率在不同地区(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西南经济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相同。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金融活动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和Lisa指数来考察中国科技金融产业活动的空间互动以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科技金融产业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扩张性政策刺激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扩张性政策刺激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优化科技金融体系,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省域科技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发展.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数字经济、金融发展为中介变量,研究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和创新效率;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开放经济-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创新效率”的路径。因此应制定政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检验

以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对决策层、核心层及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决策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核心层和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内部支撑行为、核心管理效能提升行为和知识创造行为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跨层级内部支撑行为的调节作用发现，决策层给予低层创新行为的支撑作用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省域多中心集聚与城市创新水平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动态分布数据测算我国各省份的多中心集聚,进而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省域多中心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动态影响、作用机制及约束条件。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整体上看,城市创新水平随着所在省份多中心集聚程度的增加呈现显著的倒U型变化趋势,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多中心集聚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其次,分样本检验发现,多中心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倒U型影响主要存在于大城市和内陆地区,中小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则随着多中心集聚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机制分析显示,市场一体化与要素流动是多中心集聚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中心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会受到省域内城市距离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从创新驱动视角思考区域空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协同创新——基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着眼于企业研发合作趋势加强的基本事实,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双重视角切入,选取中国地级市与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来实现创新链升级,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和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来实现供应链优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的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链视角下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与研发合作存在门槛效应,二者互动存在最优区间。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跨组织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转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近些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银行科技化发展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在梳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对金融科技相关研究以及金融科技与银行业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论述,选取山东省23家城商行与农商行近五年的数据,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与方差膨胀因子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运用中介效应检验与阈值门槛效应检验,辩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中小法人银行的影响。实证发现,对银行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冲击效应,长期显现为正向影响。对此,提出优化银行顶层架构、挖掘金融科技应用潜能、加强与监管科技良性互动等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金融科技内涵,借助文本挖掘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标体系,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对金融科技指数进行测度,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Theil指数及分解、变异系数与空间收敛模型刻画金融科技发展的动态演进、区域差异与时空收敛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可分为2011—2015年与2016—2020年两个阶段,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绝对差异逐步扩大,存在轻微的极化现象;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差异是造成金融科技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区域内差异呈现东、西、中部递减趋势;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其均值的差距均未呈现下降趋势,但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金融科技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是助力金融科技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金融科技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呈现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分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