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与价值运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交平台的流量不再只是传统媒体获利的商品，更是与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特定劳动形式。通过析取个体媒介使用的数据贡献，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在主体、过程和产品三个维度具备外包精益模式下的产消合一者、形式吸纳跃向实质吸纳、数据原料与广告时间并重的演化，在价值运动的形成、实现与分配环节呈现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增值信息的生产、内在商品化与自我商品化的循环以及“POPC”网络状态下的自雇佣“影子劳工”三方面内涵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媒介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增值与积累的理解。面对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适用性与阐释力，也为流量劳动克服由“解放时间”滑向“统治时间”带来的异化提供可能。     

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基于技术控制、责任自治、制造同意的差异化管理策略，劳动过程理论经典作家构建了技术变迁背景下的劳动控制策略理论研究框架。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基于劳动控制策略研究框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劳动过程为例，考察平台的“算法控制、众包生产和制造同意”的劳动控制策略及其对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平台通过“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和内容质量评估算法深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单边决定平台利益分配格局，损害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平台众包生产策略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责任自治下的劳务合作模式，平台规避了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弱化了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平台通过展示“赶超游戏”中头部主播的成功范式和示范效应，制造普通主播的“过度劳动”同意，损害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面对当前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变化与挑战，现行的法律法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着应对不足与制度效力受限的问题，应构建零工劳动者多元协作治理对策以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补齐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提升治理主体效能，完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共建共治，优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

数字消费是消费在数字场域中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生产关系数字化时代化的演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的发展与加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尽管在内涵与表征上不尽相同，但其都是资本逻辑在消费领域作用的结果。因此，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消费矛盾，必须透过现象探究矛盾产生的根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主体性”弱化“数字拜物教”、以“民族性”涵化消费主义、以“人民性”钝化加速主义，不断释放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满足人民对数字消费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新时代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空间化学派经济思想研究

空间化学派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是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延伸学派。针对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长期波动,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提出"最初的无产阶级化SSA""同质化SSA"和"分割化SSA"分别与之匹配,对应的劳动控制体系分别是"简单控制体系""技术控制体系"和"官僚控制体系"。以华莱士等人为代表的空间化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戈登等人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传统,提出美国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在经历第四个长期波动,"空间化SSA"占据支配地位。其主要特点是:雇主通过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重新获得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技术官僚控制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空间化学派致力于恢复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视,强调"控制体系"概念,搭建了理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宏观层面制度变迁和微观层面工作组织特征之间联系的桥梁。这些内容有别于SSA学派的其他后继者(如以科茨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SSA")的研究。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生成机理、运行特点与治理取向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引发劳动资料数字化和劳动过程平台化,变革了生产组织形式和劳动控制方式,既促使市场交易成本相比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下降得更快,推动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又赋能平台通过数据垄断、算法管理、消费者在线评价来控制数据密集型劳动过程,衍生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不完全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具有弱从属性、弱组织性、弱稳定性,难以纳入“二分法”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劳动关系关联型集体协商机制和社会保险体系。有效治理“不完全劳动关系”,要基于“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突破劳动关系约束分类推进集体协商,突破劳动关系约束分步提供社会保障。     

明晰数字资本主义的五大辩证关系

随着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紧密结合,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产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充分认识和深入辨析这些新变化的表象和实质,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新一轮繁荣,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解甚至愈发深重;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助力经济进一步发展,但也造成人被数据所异化;劳动的工具、过程、场域、分工等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但也使资本对人的奴役更加全面、隐蔽和彻底;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却掩盖了背后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虽然拓宽了人的生存空间,但又强化了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审视并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假表象,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能使我们规避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误区。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诌议我国医院成本控制

目前，“看病贵”已成为社会一个热点问题，如何控制医院成本，降低医疗价格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医院成本控制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对应的改进建议，以提高医院成本控制效果。     

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零工化趋势。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形态变迁理论脉络出发可以发现,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正逐渐由零工化劳动所替代,并展现出劳动时空条件零散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关系原子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产生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充分利用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数据的特点,包括虚拟性、可切分性、权属模糊性等,采用包括生产场景的时空延展、生产过程的拆分控制、组织关系的外部众包等控制—积累策略,以推动零工经济的扩张与劳动零工化的转型。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既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相应的保障实践,也需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后果展开更多反思。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数字平台中资本与劳动的多样化关系解构分析

数字平台是资本与劳动多样化关系的典型与集中地,它在交通、餐饮、在线服务、住宿、流通等经济活动各领域的应用与蓬勃发展,带动了一批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创意群体、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众包和外包群体以及产消工作者等多种数字劳动类型的兴起,甚至广大网络用户都成为“受众劳动”和“无偿劳动”被纳入到数字平台上的新型劳动之中。数字平台中多种劳动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增强了高技能者的劳动主体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低技能的在线外包群体增强了对数字平台的依附性,同时也为创意群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数字平台上的不同群体同数字平台资本之间通过多种方式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多样化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数字平台中所嵌入的各种关系进行一般性剖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几点认识,并提出政策建议。     

零工经济时代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的供给行为

本文首先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数字平台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行为经济学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平台控制劳动的方式和心理机制;然后建立了一个赫克曼(Heckman)选择模型,利用Uber的大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1)在零工具有参考点偏好的前提下,数字平台通过高货币激励或高目标奖励使零工劳动者的参考点具有适应性,进而避免其过早地陷入“收入目标”行为;(2)数字平台利用零工劳动者的厌恶损失偏好,对其实施控制以延长工作时间;(3)网约车司机存在“收入目标”行为,且该行为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4)收入激励和“峰时”溢价对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段内能够抑制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目标”行为.可见,零工经济时代到来,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劳动控制变相延长了零工的劳动时间,加剧了剥削.     

数字劳动内涵探析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新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是继农业社会手工生产和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之后,由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主导的信息社会的高效率、便捷化劳动方式。在对比西方语境和本土语境关于数字劳动概念的阐释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数字劳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的区别与联系,以期深化对数字劳动的理解。     

劳动形态演进、人机关系变革与劳动关系重构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态由工业劳动、服务劳动、信息劳动向数字劳动演进。数字生产方式加速推动人机关系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简单操作、密切协作、深度交互模式,逐渐向数字经济时代柔性融合模式演进,机器的态势感知能力不断提升,人机依赖性日益增强。人机融合重构劳动关系的动力机制涉及劳动关系系统中投入、主体、转换过程、产出等全主体和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在人机融合模式下,劳动关系发展面临新趋势,包括人职匹配趋于精准化、共生化,雇佣关系趋于灵活化、合作化,办公场所趋于移动化、线上化,劳动过程趋于原子化、碎片化,工作时间趋于弹性化、自由化,报酬支付趋于创客化、长期化,管控模式趋于扁平化、网络化,治理体系趋于多元化、柔性化。为加速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市场层面应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打造劳动者工作新模式;企业应加快组织变革进程,推动企业组织转向扁平化网状架构;个体应适应新环境、强化新技能、激活新思想、创造新话语权;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法律体系和制度改革,灵活运用数字生态利益相关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