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平台工作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根据对外卖骑手的走访调研,在系统梳理外卖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控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助劳动过程理论,深入分析平台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控制以及骑手的工作自主性这两大核心问题,发现外卖平台通过算法控制机制、游戏化的激励方式和顾客的反馈评价机制来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平台多样化的激励措施与补贴也刺激和培育了骑手多接单多挣钱的观念,并且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隐形化。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劳动团结与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的平台。我们的结论是,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工厂的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论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出路——以劳动公益诉讼的构建为视角

罗马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劳动者,是与我们自身乃至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类人群的代名词,其权益保护理应受到重视。但是纵观我国法律制度设置、细数社会影响较大的劳动争议案件可知,其权益保护远不能止步于所谓一调一裁二审,救济途径尚需打通公益诉讼中的任督二脉,设立较为完备的劳动公益诉讼制度,原有制度之积弊方能及时清理,权益之保护方能高效及时。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劳动的零工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变迁及其形成机制探究

伴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动形态呈现零工化趋势。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变革—劳动形态变迁理论脉络出发可以发现,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职业化劳动形态,在数字时代正逐渐由零工化劳动所替代,并展现出劳动时空条件零散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关系原子化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产生的根本动力机制在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充分利用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数据的特点,包括虚拟性、可切分性、权属模糊性等,采用包括生产场景的时空延展、生产过程的拆分控制、组织关系的外部众包等控制—积累策略,以推动零工经济的扩张与劳动零工化的转型。上述分析表明,研究者既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数字时代零工劳动者的劳动状况与相应的保障实践,也需要对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经济后果展开更多反思。     

基于ArcGIS Engine的数字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开发——以上海市数字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平台为例

数字农业是在"数字地球"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是21世纪新型的农业模式,以3S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平台开发研究是数字农业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文章着重分析了数字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平台开发中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在研究空间信息管理平台桌面部分的开发背景、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平台进行了总体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功能设计、界面设计;对系统各个功能模块进行了开发实现。     

数字平台中资本与劳动的多样化关系解构分析

数字平台是资本与劳动多样化关系的典型与集中地,它在交通、餐饮、在线服务、住宿、流通等经济活动各领域的应用与蓬勃发展,带动了一批以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创意群体、灵活就业的零工群体、众包和外包群体以及产消工作者等多种数字劳动类型的兴起,甚至广大网络用户都成为“受众劳动”和“无偿劳动”被纳入到数字平台上的新型劳动之中。数字平台中多种劳动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增强了高技能者的劳动主体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低技能的在线外包群体增强了对数字平台的依附性,同时也为创意群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数字平台上的不同群体同数字平台资本之间通过多种方式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多样化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数字平台中所嵌入的各种关系进行一般性剖析,在此基础上理清几点认识,并提出政策建议。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数字劳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初探

站在时代的交界点上,阐述劳动形态的新发展,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其关系探析,了解福克斯对其数字劳动阐释的发展与不足,这对于我们明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与内核,更好开展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研究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证据

本文详细梳理和论述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证据。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字经济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三是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本文介绍了本期专辑入选的五篇论文。     

知识型劳动、生产资料网络化与平台资本积累模式

知识型劳动是劳动者为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而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是连接科学与直接生产过程的中介。知识型劳动具有生产性、倍乘性与稀缺性等多重属性,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型劳动力既可以生产剩余价值,也能够帮助资本家从全社会的总剩余价值中分配更多份额。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资本支配知识型劳动力构建“中心—非中心”生产资料网络,达成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网络化。平台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就此形成了协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围绕剩余价值分配展开的竞争关系。数字平台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使平台资本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当平台资本扩张至完全掌握剩余价值实现的决定权之时,即垄断性占有网络中心节点的生产资料时,就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此时,在平台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中,依靠垄断势力从产业资本手中转移的剩余价值占比更高。而垄断势力的确立需要知识型劳动力,因此,资本之间竞争的背后是知识型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当平台资本控制剩余价值分配时,会对产业资本的积累形成抑制,最终对全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型劳动力的再生产形成阻碍。     

基于声誉机制的企业平台战略研究——以淘宝网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分工的日益深化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平台企业蓬勃兴起.本文以声誉机制和双边市场理论为基础,通过平台定价等具体战略对企业平台战略进行研究,然后以典型平台经济体——淘宝网为例,选取了小米4作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信用度是影响销量的最主要因素,最后在信用评价系统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研究——以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为例

互联网属于普惠技术,就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欠发达地区同样存在机遇。作为欠发达地区,贵州省在数字经济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运用价值网络分析方法对贵州省数据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基于网络空间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建设,为欠发达地区数据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应用场景的开放和实时在线数据平台的搭建,是数据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围绕数据开发,数据供给、开发和应用者共同构成了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占主导的数据平台和数据类型不仅决定着数据产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形态,而且决定着数据产业发展的方向。整体看,对于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政务数据平台的搭建和数据开发引致并集聚数据开发者,进而带动产业数据的开发和应用,是启动和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     

数字经济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模式与路径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系统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并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不仅通过基础设施的要素供给和工具支撑驱动大中小企业信息联通,还通过数字场景营造的机会创造以及促进合作的生态构建来驱动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形成数字赋能大中小企业的平台融通、链主牵引下的产业链融通,以及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生态融通等典型融通模式。针对大中小企业融通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模式不清晰等现实问题,需要畅通数据联通渠道、发挥大企业的牵引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主动融通的意愿,并构建保障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的长效机制。建议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融通平台建设,优先关注重点产业的融通发展,支持数字融通载体建设,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     

基于边界资源配置的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研究—以微信平台为例

数字平台生态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但学术界对数字平台生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聚焦微信平台生态发展实践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如何利用边界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平台生态演进及推动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问题。研究发现：核心企业对边界资源动态配置是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关键推动因素,核心企业通过边界资源设计部署、新增更新、复用再设计促进平台生态演化;核心企业在平台不同发展阶段连接不同互补者,包括交易型互补者、创新型互补者和混合型互补者;三类互补者同核心企业构建基于资源的依赖关系,根据资源内生性和外生性,得出结构依赖、过程依赖和混合依赖三种依赖关系类型,并从边界资源配置视角分析依赖程度的动态变化。核心企业要掌握平台发展的阶段特征,利用边界资源的动态性,实现平台生态发展和对互补者关系的健康维护。     

数字平台跨市场自我优待的反竞争效应——以搜索引擎平台为例

自我优待是数字平台跨市场扩张的重要形式。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并非本身违法,分析数字平台自我优待是否违法,应重点考虑实施自我优待的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优待市场经营者对实施自我优待平台的依赖程度,以及自我优待行为是否损害了竞争。根据上述分析要素,本文对搜索引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和可能产生的反竞争效应进行案例研究。据此提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