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智能手机使用与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行为

金融可及性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家庭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本文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高,而其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会降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增加家庭社会互动、正规金融获得和金融知识素养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促进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效果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行为产生作用。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与移动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正规金融市场在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中的正向作用。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能力贫困问题及其应对策略探微

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综合贫困问题,既有经济层面的贫困,也有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贫困,更有能力层面的贫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能力贫困主要表现在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英语听说能力相对较差、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差、社会活动能力相对较差等几个方面。我们应采取努力构建免费的学习能力支持平台、就业竞争力支持平台、社会活动能力支持平台等策略,来提高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当今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及贫困类型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从多维贫困指数及发生率角度探讨我国扶贫问题已成为当今国内研究的焦点。在科学、系统设计多维贫困测算指标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扶贫重点市(州)为例,构建基于"单维度、多维度识别及贫困加总/分解"多维贫困测算法对研究区域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与分析。利用Kriging法对非样本点进行空间插值,从而系统、合理地分析研究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多维贫困家庭达到了70.9%,重度贫困家庭达到了40.1%;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其中燃料、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不同地区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怀化及湘西自治州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精准扶贫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对脱贫巩固的启示——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为切入点，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福利的长期影响分析框架，并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PSM-DID）方法实证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升了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幅度达到6.86%，这一结果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分析显示，精准扶贫成效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强化，政策实施后的第五年，贫困家庭发展韧性提升了11.66%。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效果兼具时效性与持久性特点。从静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提升贫困家庭发展韧性主要有提高家庭资产积累与促进人力资本培育两条路径；从动态视角看，精准扶贫政策有序保障了贫困家庭向上流动，从长远上降低了返贫概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效果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该结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塑造“韧性小农”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研究

本文通过CHNS数据分析,父辈的贫困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教育等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使得子辈很难真正脱离贫困群体.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实现,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是在农村贫困地区,脱离贫困的贫困家庭子女的收入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阶层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人际关系的怪圈促进底层贫困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个人能力,才能真正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临海家庭贫困类型分析

在临海地区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部分临海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上。目前临海家庭贫困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性贫困、社会风险性贫困、临海社会转型性贫困、临海经济开发型贫困和家庭结构性贫困等五大类型。家庭贫困是家庭自身原因与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消除、减少临海家庭贫困存在宏观的社会原因同时,更需要依据具体贫困家庭的具体贫困成因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