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有效性研究

基于对制造业的发展规模、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以及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等5个可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因素的分析,本文以我国两座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北京市和西安市作为研究对象,以上述两座城市的宏观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层级回归模型对上述因素是否能够显著调节生产性服务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横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上述5个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就如何利用调节效应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金融全球化、门槛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在理论层面假说很多,但实证层面没有定论,最新研究发现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差异取决于一组门槛变量水平的变化。在一国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门槛变量水平高的国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就相对较好,反之相反。但是,当前研究尚未就所有门槛变量的作用机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清楚,具体的门槛阈值依赖于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而不能准确得出。鉴于此,本文基于Kose等（2011）,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出发,尝试采用整体性实证框架（根据是否关注门槛变量及是否关注门槛效应）,综述了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创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汉森（Hansen）门槛回归分析的方法,从R&D强度、产业结构两个角度研究了1978-2012年我国R&D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实证结果显示,当R&D强度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加强;当工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但当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由显著为正转变为不显著。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     

对外开放门槛与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对外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在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能够产生稳健的外溢效用,其背后的渠道包括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就业岗位、与工农业形成互动等方面.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对外开放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的调节功能存在显著差别.     

新疆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劳动力有利于解决新疆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选取新疆1990—2007年的数据,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统计方法,研究了新疆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各省份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应用门槛效应模型,使用1996至2014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初始经济状况影响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以人均GDP这一因素衡量的初始经济状况在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中存在门槛效应,而且随着初始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明显.结合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一些地区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育,引入外资、加强贸易的对外开放固然重要,但不应仅将目光集中在此,而应与当地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配套,按部就班稳步进行.     

经济增长对风电产业成长的调节效应分析

利用层级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风电产业成长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实证分析表明：（1）经济增长显著调节碳排放强度对风电产业成长的影响,降低碳排放强度有助于削弱风电产业成长幅度;（2）经济增长显著调节风电投资成本对风电产业成长的影响,风电投资成本下降导致风电产业爆发式成长;（3）风电投资成本与碳排放强度共同提升了经济增长对风电产业成长的影响。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控制风电投资成本下降幅度是保持风电产业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服务业FDI流入的经济效应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迎来了服务业全面开放和大发展的新局面。总体上,FD I(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不会太大,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本文在总结当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普遍效应的基础上,阐述了服务业外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服务业外资效应的对策。     

我国健康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为研究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198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加入健康投资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1.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用.2.加大健康投资可能对其他资本的积累产生挤出效应.针对所得结论,对我国健康投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给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基于39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

基于OECD、World Bank、WEF发布的数据,选取39个OECD国家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正,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为负。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的时候,才会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削弱一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集聚力的门槛效应研究——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分析

工业品多样性消费的偏好、公共品享用的便利,以及对服务品多样性与多层次性的需求是居民向城市集聚的三个重要动力,相对于前两个因素,服务业与城市集聚力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建立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机制的空间模型,在研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机制的同时,使用数值模拟、面板门限回归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是通过居民对服务品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偏好实现的;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城市集聚力,但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服务业相对效率、居民服务品消费比重以及收入水平较高时,服务业发展对城市集聚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反,当三者较低时,贸然鼓励服务业发展则会阻碍城市经济的集聚。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