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国内中间产品创新、人力资本配置与出口国内增加值

基于中国双边-部门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程度和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国内中间产品创新的提升效应存在空间、技术密集度以及分工层次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错配弱化了国内中间产品创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效果,且这种弱化效应主要源于人力资本过度配置.这一研究对于协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平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价值.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虚拟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上下游关联视角

产业集群虚拟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本文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实践构建了中国工业企业虚拟集聚指数,考察了虚拟集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作用机制和微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行业及上下游产业虚拟集聚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DAVR,且对私营、非加工贸易、东部地区和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作用更显著;虚拟集聚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提升企业出口DVAR;虚拟集聚在降低企业中间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同时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推动企业实施中间品进口替代战略。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使得所在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提高了约2%,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运输时间节约效应、行业内扩散效应以及产品市场地方保护的削弱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100千米范围内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对向欧洲市场出口、非国有以及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中国出口企业创新

文章利用200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专利数据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1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总体上促进了出口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内资企业、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受冲击频繁程度低的企业创新提升作用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性贸易措施通过创新补偿效应、逃离竞争效应和市场调整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出口企业应对贸易风险、制定创新决策、提升国际竞争力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例,探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TPU)下降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PU下降会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在多产品企业内部,RTPU下降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作用机制体现在,RTPU下降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以及产品整体质量提升效应,进而提升产品的成本加成率;RTPU下降后,企业通过缩减产品组合,生产高质量核心产品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其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率。此外,本文还发现RTPU下降仅对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具有提升效应。本文的结论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企业救济效应评估——基于竞争战略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外反倾销已成为世界各国规范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的最主要政策工具。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反倾销政策和竞争战略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得出反倾销政策的企业救济效应通过企业竞争战略来实现的结论。文章进而基于中国制造业国内国际双市场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对外反倾销起到了救济企业的作用,差异化战略是重要的正向中介,低成本战略与多元化战略则起负向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私营和外资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产生显著救济作用,差异化战略在不同样本中均起正向中介作用,但低成本战略与多元化战略的有效性在不同企业类型下存在显著差异。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