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从理论层面看,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加剧和减缓两类作用。通过构建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衡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得到2011—2020年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会显著抑制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健全数字金融运行机制,设立数字金融监管机构;优化资源配置,拓宽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通道;实行差异化地区发展战略,增强整体风险应对能力。     

数字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检验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创新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SBM-NDDF-GML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介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增长,并呈“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数字金融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表现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作用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另外,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权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数字金融能有效驱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上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促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不同区域数字金融作用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其中对安徽省作用效果最大。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及影响机制探究,选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银行、保险、股票、房地产和宏观经济五个维度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运用CRITIC赋权法合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采用两步系统GMM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对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抑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覆盖规模越广、数字化程度越高,抑制作用就越强,且抑制作用在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作用于资本转移和金融发展,从而间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

自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热点话题,农村消费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巨大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本文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增加0.18%;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约0.165;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表现显著,但影响效果具有区域差异。     

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测度及数字金融驱动效应研究

新发展阶段中国绿色发展亟须全面构筑数字金融发展新优势。引入绿色福利指标,构建了以绿色财富、绿色增长、绿色治理和绿色福利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攀升态势,但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呈现倒“U”型特征。分区域回归表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维度回归,相较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从作用机理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来促进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农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立足于数字普惠金融网络外部性及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对绿色农业发展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2011—2019年省级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门槛不断提高，其对绿色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发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对绿色农业产生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据此提出要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全面发展和加强绿色农业经营主体的素质教育等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理论和实证分析

碳减排对我国缓解气候问题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数字普惠金融和能源结构调整能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际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进行了维度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我国整体的碳排放,且能源结构能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抑制碳排放,同时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影响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能源结构促进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中覆盖深度对于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且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能力？

基于相关省份2011—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就其空间演化特征展开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在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强度两条路径作用于区域碳减排能力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和碳减排能力较强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金融与区域碳减排能力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本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能力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结合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测评框架,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知识、数字金融风险意识、数字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消费者权益和申诉程序知识四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测度框架,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且个体间差异较大;此外,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亲戚是否从事金融工作均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水平。本研究对于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经济圈41个城市面板数据,在对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作用逐渐加强;数字金融发展对长三角经济圈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城市规模、城市等级和数字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长三角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