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国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空间表现特征与未来布局优化

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2)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3)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县、县级市和设区市市区为研究单元,以城市化率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关联性三个侧面,对1990—2008年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格局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得到结论如下:在演变的时间过程方面,安徽省城市化格局的经历了"下降—稳定—下降"的波动过程,皖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内部差异变化很小,皖中地区呈增大趋势,皖南地区呈下降趋势;在演变的空间格局方面,安徽省区域城市化趋异发展明显,尚未形成稳定的城市化高值集聚区,发展热点离散分布,大城市人口集聚过程显著,县城及众多的建制镇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中集聚呈两极分化之势,主要城市沿长江和合徐高速公路呈串珠状分布,在空间上已经形成城市聚合轴,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轴线。     

碳约束下中国环境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目标对我国环境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选取2004—2018年城市层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基于EBM-DEA模型测度中国环境经济效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其演化特征进行考察,进而构建空间Tobit模型检验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时间维度上,中国环境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整体水平尚有待提升,同时城市间与区域间环境效率差距渐趋缩小;空间维度上,中国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呈“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并存的聚敛态势,具有典型的空间“锁定”特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与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城市化推进和外商投资等则与之显著负相关,且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建立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和多维度的环境治理体系。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及其与城市化耦合分析

城镇失业人口已成为我国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最紧迫、最严重问题之一。根据1988—2003年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并研究其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从纵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数变化与增长的省区差异具有一定集聚现象;②从横向角度分析,城镇失业人口空间分布呈“四区、一带”凝聚,这与纵向分析的分布地带具有高度一致性,可认为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省际差异表现为“四区、一带”格局;城镇失业人口和城市化的耦合系数与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城市水平提高,耦合系数增加,两者耦合水平则减少,当城市化达到完成阶段,两者耦合关系减至最低。最后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情况下,提高城市化水平成为解决城镇失业人口的有效途径之一。     

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以泛长三角为研究区,采用修正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2年城市发展效率;综合利用地统计分析、R/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等方法分析了转型期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发展效率呈现出提升的态势,且城市集约化发展取得一定进步;城市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存在空间集聚,各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集聚演化格局;未来城市发展各项效率将会表现不断增长趋势;人口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及市场因素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主导产业提升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以浙江义乌市为例

批发业作为主导产业对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是历史与文化、制度与管理、经济发展和规划建设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作用机制表现为连锁反应过程。即:制度作用推动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义乌城市规模的扩张和空间结构的优化;批发业联动其他产业发展,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各种资源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集聚作用驱动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空间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导致扩散作用增强;批发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加速了义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义乌市影响的空间范围扩大,成为浙中区域的经济中心。     

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局地“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框架，借鉴耦合模型测算2004—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大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围绕沈阳、哈尔滨两市的“双核—外围”分布特征。(2)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轻度失调类型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副省级城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互动的优势较为明显，其协调级别主导区域整体协调互动级别。(3)从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口红利的正向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东北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并未关闭，经济可持续增长需由过去追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科学费用支出、房地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同样能够促进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但作用强度较小。     

科技投入超效率测度的偏DEA分析与资本驱动的区域协调

现有科技活动效率研究存在异质性缺陷，导致无法深入分析引发效率差异的区域演进成因。应用超效率测度理论结合偏DEA视窗法，实证分析2010—2019年全国内地30个省（市）科技活动效率的动态演化进程，并从科技资本投入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方程，考察不同资本类型驱动下我国科技投入效率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同时，应用Moran′sI指数衡量各省（市）科技活动效率与空间集聚关联性。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整体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减缓—明显下降的发展态势，其中，东北地区效率饱和，投资冗余明显；华北地区效率偏低，高效率省（市）带动能力突出；华东和中南地区效率呈螺旋式上升，区域内省（市）组团差异明显；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效率偏高，但省（市）分化差异明显。从整体看，我国科技活动效率溢出能力显著，政府资本与企业资本对总效率溢出呈正向影响；外来资本对总效率溢出无明显影响，且资本效应的空间关联性不显著，绝大多数省市的科技活动效率提升处于资本弥补阶段，极少省市处于资本驱动状态。     

中国城市碳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优化研究

在碳效率视角下,考虑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城市碳效率进行测定;构建空间马尔科夫链,从城市尺度研究了中国碳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趋势;采用机器学习模型,对不同类型碳效率类型内碳排放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效率呈梯度上升趋势,但整体碳效率仍处于中下水平,提升潜力巨大;城市碳效率水平具有稳定性,低效率类型城市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高效率类型城市虹吸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给出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议。     

基于人口规模的肯尼亚城市体系演变及空间联系

肯尼亚是非洲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覆盖区域。自1963年独立以来,肯尼亚的城市体系不断演变。随着中—肯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肯尼亚的城市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肯尼亚1969—201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密度栅格数据,对肯尼亚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城市体系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城市体系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划分。结果表明：(1)肯尼亚人口分布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近20年来,人口重心持续西移。(2)肯尼亚城市体系规模较为集中,城市首位度过高。(3)肯尼亚城市体系中的节点城市空间分布不均,北部是人口的主要流出地缺少增长极核,城市空间联系松散。(4)城市发展受交通廊道驱动作用显著,南部地区已形成了蒙巴萨—内罗毕—基苏木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文章还对种族隔离制度、“城市至上”发展理念和交通基础设建设等因素对肯尼亚不同时期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在非投资项目特点,提出了优化肯尼亚城市体系格局的建议。     

浅论西部大开发的城市移民之路

加快西部开发的步伐是中国在进入２１世纪时最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在各地区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一个必须认清的事实是，西部大开发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在现存人口分布状态下的就地开发，我们应当走向城市移民的道路，从而发展城市经济，实现向城市转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１、城市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城市历来对人口、经济活动和信息有巨大的集聚能力，它还具有比乡村地区高得多的产出水平。因而城市化是调节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方式的重要…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非期望SBM模型，文章对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时空格局、城市类型、效率损失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波动下降后有所回升，区域效率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态势，东北效率提升最大且提升单元具有“低投入、低产出和低污染”特点；效率沿河北至广东一线具有明显“凹陷”特征，区域内部效率变动较大。(2)环境污染、资源和资本冗余是各区域效率损失的主因，消费、财政收入和GDP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效率损失的重要期望产出因子。(3)效率领先型、协调发展型、效率突破型和绿色增长型城市是中国绿色发展效率改善的推动力量，绿色下降型、黄色增长型和黄色下降型城市的效率则亟需改善。(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和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城市环境效率变动的重要因素，且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项试点改革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个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但“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不及“宽带中国”;(2)“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协同效应，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在“宽带中国”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大于“宽带中国”单一试点和“智慧城市”单一试点城市；(3)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财政投入是“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4)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驱动作用在东部城市和普通城市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时空布局、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经验参考。     

我国零售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05—2009年的零售业相关的面板数据,采用Moran’s I指数、不均衡指数方法分析了零售业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零售企业网点密度与人均商品销售额、人口密度、人均GDP、城市化率和市场化指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零售业省域空间分布为明显梯度分布,即东部地区网点密度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最低是西部地区,但各地区零售业分布基本处于人口协调状态;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高、人均商品销售额大、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和消费者购买能力强,能够吸引更多的零售企业进入本地市场,零售企业网点密度更高,产业空间集聚将更加明显;城市化与零售业空间集聚呈倒二次曲线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零售业的空间集聚发展,而从长期看,则不然。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贵阳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有效治理城市病

当前,贵阳市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显著提升时期。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中小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趋势不断加强,一方面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人均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贵阳的高原复杂地形和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导致以交通拥堵为代表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与此同时,贵阳市还面临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易破坏难恢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贵阳有必要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城市病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     

高质量发展条件下黄河流域环境效率分析

构建超效率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基于黄河流域2007—2016年共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技术测算了市级环境效率。通过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构建黄河流域城市环境效率驱动要素体系,定量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环境效率的驱动要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16年黄河流域平均环境效率0.624,总体处于中质量发展阶段。平均省级环境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内蒙古、陕西、山东、黄河流域均值、甘肃、四川、山西、河南、青海、宁夏。2007—2016年,黄河流域市级平均环境效率由0.322增至0.624,总体涨幅93.79%,年均涨幅6.84%。所有省份的环境效率均有提升,青海增速最快,山东增速最慢。人均教育支出、人均使用外资金额、劳动者报酬占比均能提高当地环境效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人均环境从业人员、人口密度与当地环境效率呈反向关系,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科研人员、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正向溢出效应明显。发展程度低、工业技术落后、城市环境差、水资源匮乏等是制约城市环境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