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管理的影响

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语调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促进了管理层向上管理MD&A语调。其影响路径为,中小股东在股吧上发表负面评论引起股市波动,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从而驱使管理层利用MD&A积极语调来向外界传达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借以安抚中小股东负面情绪。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者互动和外部媒体关注具有“扩音器”效应,增加信息传染风险,使得中小股东群体负面情绪对MD&A积极语调管理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完善外部制度则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少MD&A积极语调操纵。     

研发投入与MD&A文本信息披露特征——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MD&A文本信息披露特征的影响,并探究了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会降低MD&A报告的可读性和横向文本相似度,但会提升MD&A报告的纵向文本相似度以及语调的积极程度。高管过度自信、竞争地位和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与MD&A文本信息披露特征两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且通过bootstrap法验证了“财政补贴-研发投入-企业绩效-文本信息披露特征”这一链式中介路径的存在。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间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并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中间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改善企业吸收能力、促进企业适应能力驱动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在数字金融...     

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数字经济、金融发展为中介变量,研究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和创新效率;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开放经济-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创新效率”的路径。因此应制定政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与技术相结合的新产物,在微观企业层面乃至宏观经济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补助会弱化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社会责任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高负债率、制造业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企业绩效？——创新能力和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双重中介作用

选取A股2069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指标并计算评分测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基准回归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绩效,并且对企业未来三年绩效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检验发现,企业创新能力和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供应链伙伴关系紧密度,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高供应链地位企业和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中,其促进作用更明显。     

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研究

根据烙印理论,高管的海外经历会成为其适应复杂经营环境的一种特殊“印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文章选取2011—2020年间2800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并研究企业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金融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长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在高管海外背景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即高管海外背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增加企业短期金融投资,减少长期金融投资;数字金融跨层次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最后,文章提出企业应注意吸纳具有海外经历的优秀人才,优化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同时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以提升资金筹措的便利性,降低融资成本。     

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否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工业机器人作为数字技术的典型代表已成为传统劳动力的重要替代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其能否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广泛关注。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并有效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既可通过提升高素质人才需求、改善劳动力结构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又可通过提升生产技术与生产效率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劳动力成本较高、劳动密集型、财务风险较高、国有企业以及外部市场竞争度较高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其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拓展了工业机器人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范畴,对推动企业劳动力要素转变、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及助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兼论金融脆弱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其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多产品与低技术产品企业、目的 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均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脆弱度(外部金融依赖度、存货比重、资产有形性、贸易信用)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5至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财务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利率市场化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不同期限的金融资产均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且这种不利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强;企业金融化程度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柔性,抑制财务绩效水平。非金融企业应开展合理金融投资以此提升微观主体经济活力、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引致企业“漂绿”吗?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已被证实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碳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也可能通过压力传导引致企业“漂绿”,进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试点政策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两个渠道引致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未获得环境补贴的企业、低创新能力企业及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漂绿”水平有更明显的提升效应,媒体关注负向调节试点政策对企业“漂绿”的影响,且负面型报道的调节效应更强。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与工业企业绿色发展

本文根据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直接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产业结构、环境管制和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城镇化则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整体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推进数字基础设施节能提效、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以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通过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管理者投资羊群行为、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为时间窗口,实证检验管理者投资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及对财务政策、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国家鼓励支持行业的公司投资规模更大。控制产业政策影响因素后,管理者投资羊群行为仍然存在,但与受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的公司相比,羊群行为程度更轻。羊群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消极影响,羊群行为程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对微观企业的纳税战略产生影响,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科技的发展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且上述影响在企业战略差异度较低、民营企业样本组中更为显著;对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现金持有水平和加大研发支出实现的;公司治理水平对金融科技与企业避税二者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公司治理水平强化了金融科技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避税行为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和降低了企业价值,而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对经营风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