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异质性企业金融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金融化的问题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与发展.本文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高新技术行业与制造业行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做异质性分析.结果如下:(1)沪深上市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2)不同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其中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国有...     

市场监督还是市场压力？——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联结投资者与管理者的信息渠道,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过程存在密切关联。文章以2010—2016年中国非金融业、非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方面研究了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当期发挥监督作用,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在滞后一期发挥压力作用,使没有达到盈余预期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第二,政府补贴会削弱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中的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研究结果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撑,丰富了政府在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发挥作用的理论证据,对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政府补贴方式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不同持有动机下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整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对于市场套利动机越强的公司而言,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和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业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针对“脱实入虚”“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严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行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渠道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严监管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企业金融化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较低水平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是由金融活动收益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起的,即金融活动收益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     

网约车情境下绩效压力对零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和COR理论,探讨了以高级算法为支撑的绩效管理方式给零工造成的绩效压力如何影响其工作绩效。通过对342份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绩效压力与零工工作投入、工作绩效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工作投入在绩效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心理资本显著正向调节绩效压力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     

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驱力。基于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显著差异，伴随产业链韧性提升，数字金融作用效应逐步降低；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是数字金融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渠道；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发挥U型调节效应。我国应积极加大数字化投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部署资金链，建立和完善金融资产信息库，推动金融业务数字化进程；加快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变革，逐步优化金融监管交叉性强、重复率高的环节，提升数字金融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夯实创新基础。     

金融资产配置、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视角

基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以及更好地实现创新强国目标,本文利用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不同动机下的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短期金融资产能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会抑制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机制检验表明,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研发投入和现金流水平机制作用于探索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获利效应”和“替代效应”机制影响探索式创新。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在低主业盈利能力和股权激励不足的企业中更显著。考虑外部金融环境影响后,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因企业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以同伴企业间的相互模仿行为作为切入点,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同伴效应对实体部门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伴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越高,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2)学习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不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产生企业金融化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3)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非理性,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交易类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两类投机性资产上,且在同伴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时模仿行为尤为明显,这最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行业整体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及其给实体部门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股权集中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金融化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与发展,而自身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到金融化资产的配置,对之间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公司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究股权集中是否是其调节变量。结果如下:(1)沪深上市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2)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了吗?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来剖释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因素,并利用2007-2018年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驱动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实体企业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规模,金融渠道盈利比重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和内部盈利压力更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实业业绩和实业投资两个角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引发的实业业绩下滑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中介渠道。结论表明,要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并从效率层面提高实业投资的长期回报。     

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将金融理论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解决环境规制等问题而衍生的新概念，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活水”给绿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已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对抑制“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既会由于“蓄水池”动机而上升，又会由于绿色转型的需要而降低。研究为探究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路径提供线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依据。     

金融部门人力资本配置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在实体经济“冷”与虚拟经济“热”的大背景下,中国实体企业投资于金融资产的比例快速提升,经济金融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本文试图从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视角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形成逻辑进行诠释。本文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配置,采用2008年经济普查微观数据库的数据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度量指标,并匹配至2009—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越多,且该效应在信息不对称企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在金融部门人力资本提高的条件下,实体企业债务期限显著缩短,具体表现为短期负债增加而长期负债减少。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增强了其在信贷合约中的市场势力,信贷供给短期化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2011—2022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金融错配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降低金融错配,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数字金融对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仅供参考。     

政府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1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析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探究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域的企业间的差异。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和创新绩效中起正向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我国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更显著。     

政府补助、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

文章选用我国2013—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层次回归法，研究政府补助、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资本结构在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效应作用。同时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更强，对初创期与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比成长期强。文章建议政府应适当加大对创业板企业的资金补助，促进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持续发展。     

客户关系与企业研发投资决策

从企业商业关系网络视角, 探讨客户关系对企业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呈现倒 "U" 型关系. 进一步从企业的集团属性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 在非集团企业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U" 型关系依然存在, 而在集团企业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同样地, 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倒 "U" 型关系依然存在, 而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样本中,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资则显著负相关. 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投资作为一种专用性资产投入, 既具有在客户集中度方面的信号传递价值, 还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情景下体现不同的投入强度, 彰显其显著的环境调节功能, 有助于企业多角度考量研发投资决策.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13—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出制造业应加快数字化建设,加大研发支出,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等建议。     

“好士兵”还是“坏苹果”？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文章基于IPO理论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通过两阶段追踪问卷调查法获取了62名直接主管和290名员工的配对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呈倒U形关系;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     

“双支柱”框架的微观稳定效应——基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视角

基于金融约束理论,借助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分析了“双支柱”框架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维护企业层面的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抑制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强度存在差异,信贷类政策最强,流动类其次,资本类最弱;此外,宏观审慎政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作用于非货币金融资产配置。     

“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