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际高铁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城际高铁开通对公司产品质量保证动机产生的外生变化来考察其如何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高铁开通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量,不仅可以降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促使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削弱了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借助高铁开通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列发生的特征,构建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约3.51%。研究发现,交易量提高是高铁开通减少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和产品质量保证需求较低的公司,高铁开通导致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更多。本文研究为商业信用供给的产品质量保证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及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铁开通降低现金股利水平了吗？

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以沪深两市2003-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高铁开通对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这种降低作用在开通非城际高铁、国有企业样本、成长期和成熟期样本以及政府补助较少时更为显著。结果表明高铁开通缓解了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能够促进企业的理性派现和持续发展。     

金融溢出效应是否促进城市创新？——基于高铁开通的视角

地理壁垒阻碍了金融资本流动,使金融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而高铁开通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2003—2016年247个地级市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心的溢出效应能显著提升地方城市创新水平,但也存在"精英俘获"现象;而高铁开通对金融溢出效应促进城市创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高铁开通加剧了"精英俘获"现象。本文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影响区域创新活动以及区域创新差距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是否开通高铁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年-2015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其机制主要在于高铁开通后所引发的创新要素流动效应;高铁开通能够对区域创新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即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持续提升,这能够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创新差距;且高铁开通在促进区域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动态效应。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也拉大了其内在的创新差距;而由于高铁开通所引发的人才流失,高铁开通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活动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可能为优化中国区域创新格局、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产出——来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事件,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广正面影响区域创新产出。机理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渠道促进区域创新产出。异质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当区域处于沿海地区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推广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来自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并购的经验证据

市场分割不利于企业跨区域资源整合.本文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异地并购活动的影响,求证交通基础设施缓解市场分割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分别提高企业17.02％的跨市并购和12.31％的跨省并购的发生概率,以及28％的异地并购成功概率,显著降低了市场分割对资源流动的阻碍作用,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在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润滑剂机制"是高铁开通促进异地并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会增加异地并购收购方的企业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会加剧收购方的过度投资.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高铁经济学、市场分割和异地并购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及企业异地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高铁开通、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形态的转变,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选取2004—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以金融集聚为视角分析了其内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较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开通高铁的城市区域创新水平更高,且该结果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金融集聚是高铁开通影响区域创新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高铁开通引致金融集聚促进区域创新的效果最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高铁建设,充分发挥高铁开通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应考虑我国东中西部地域差异、资源要素分布不均等问题,加强政策倾斜,逐步完善高铁建设网络,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稳定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高铁开通、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形态的转变,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选取2004—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以金融集聚为视角分析了其内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较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开通高铁的城市区域创新水平更高,且该结果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金融集聚是高铁开通影响区域创新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东部地区高铁开通引致金融集聚促进区域创新的效果最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高铁建设,充分发挥高铁开通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应考虑我国东中西部地域差异、资源要素分布不均等问题,加强政策倾斜,逐步完善高铁建设网络,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稳定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高铁开通是否抑制企业避税

本文利用多期DID模型,从企业避税视角考察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企业的避税行为显著减少;高铁开通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内部治理环境较差、所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小的企业;高铁开通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为高铁开通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提供了补充证据。     

税收征管规范化改善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

以往研究鲜有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角考察税收征管规范化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而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践为探究税收征管规范化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关系搭建了可行的“准自然实验”环境。研究发现,相比于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前,在各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后,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改善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而且,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避税程度较高和征纳合谋程度较高的公司中。由此表明,伴随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税收征管规范化显著改善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因此,税收征管体制规范化能够优化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对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改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高铁开通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全国337个城市样本

利用2004-2021年全国337个城市的样本数据,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了高铁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高铁促进了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存在异质性。从城市层级看,高铁对区域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均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外围城市;从区域视角看,高铁对东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高铁不仅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动态效应与时滞效应,而且对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城市同样存在异质性。     

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铁开通的自然实验

基于2003～2015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城市房地产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安慰剂检验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看,高铁开通对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看,高铁开通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房价无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房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城市规模看,高铁开通对大城市房价无显著影响,对中、小城市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铁开通对房价平均净影响在3.4%～10.8%之间。房价波动影响房地产和信贷市场的稳定,政府有必要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且考虑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受到高铁开通影响程度不同,政府应当"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使房价稳定在合理的区间,防范金融风险从房地产市场溢出。     

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促进了区域创新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高技能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2009—2012年间39个城市集中出台的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政策的双重差分法,结合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探究了人才政策出台前后区域创新能力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机制和深层次原因,并分析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地区营商环境、科教事业投入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包括,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总体上提高了当地的专利授权总量和专利价值总量;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的规模,但创新效率没有得到明显提升;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政策的效应侧重于提高专利数量,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在科教投入力度本身就很大的地区,政策效果较小,在科教投入弱的地区效果会更明显;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弱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多地表现为提高专利数量,保护程度强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优化人才激励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科技金融政策的城市环境改善效应——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我国2011年实施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科技金融政策的城市环境改善效应进行评估,并检验该政策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实施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污染物排放量,改善城市环境。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实施尤其对东部城市污染物排放量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西部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量也得到了显著控制;另外,政策实施显著减少了一线、二线和五线城市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三线、四线城市的工业粉尘排放量。通过提高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性来引导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是该项政策降低环境污染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     

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与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能够提高环境绩效,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也开始注重引导和支持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于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异质性,但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异质性,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环境保护税改革虽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成果,但对数字化应用、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等数字化转型关键要素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     

减税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减税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利用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模型考察了减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税负下降越多的企业,其创新产出越多。核算表明,税率每下降1%,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约增加0.783件。在影响机制方面,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为理解税负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监管执法公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监管执法公平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监管执法公平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随机抽查制度的公平性效果,发现相较于外部监管效果,随机抽查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监管执法“随机性”和“公开性”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监管执法公平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发挥违规惩戒效应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金融化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加剧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企业投机性金融化动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开通中欧班列后,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为金融投机提供了资金条件,且班列运行中遇到的现实困境是产生该动机的重要推手。异质性分析表明,班列开通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非运输廊道、外围区域、非内陆自贸区及东部地区中更为明显,对非国企、大股东治理效应较弱、股权制衡度较低及高管有金融工作经历的企业边际影响更强。本文结论可为深入推进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有针对性地监管企业投资行为、合理引导企业“脱虚向实”等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