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 ——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然而,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莫衷一是。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建立了包含环境规制的多要素环境学习曲线模型,基于2001-2016年我国省域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新视角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学习模式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环境规制相比,行政环境规制对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学习绿色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在干中学、研发中学和引进中学3种技术学习模式中,行政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行政环境规制及经济环境规制的非线性调节效应都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合理设计和选择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促进企业技术学习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企业也在迅速成长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意识不到位和发展的速度过快,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尤为突出。国家为了有效地解决在实际生产过程当中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推出了许多环境规制措施来制约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当中,包括许多的行政规章制度和对相关的污染行为进行一定的处罚,以及对污染排放征收必要的排污费等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降低了大部分企业对于相关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还促进了一部分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了绿色经济,提升了绿色经济的绩效。     

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虽得到较大改善,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已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其绿色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文章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效益。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文章概述了学术界有关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影响的三种主要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必然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和产业绩效下降;波特的修正观点认为,环境规制经由对技术创新的激励能够提高产业绩效;综合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有多种效应,并且要受到产业特点、规制政策质量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影响结果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文章希望能够通过对围绕这三种观点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介绍,对国内学者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所帮助,并对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动态环境规制下的交互和调节效应模型

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提升企业绩效。鉴于企业发展受内外部因素的联动影响,尝试构建动态环境规制嵌入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173份有效调查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对影响企业转型和绩效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情境下,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效应,但是伴随战略柔性强度增大,其贡献度减小;两者交互效应能显著正向提升企业绩效,且绿色创新在不同水平的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不同中介作用,说明变革管理理念和强化绿色创新是遏制战略柔性过高导致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重要措施,绿色创新对战略柔性的效应发挥起到纽带作用;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动态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行为带来抑制效果。综合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加强内生路径建设、注重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实现政企双赢与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智能化促进了区域绿色转型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在数字经济快速扩张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基于中国区域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中国各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及其异质性结构,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产业智能化驱动区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框架,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异质门槛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整体上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区域异质性显著。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大并超过门槛值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发了产业智能化的驱动效应,进而显著推动区域绿色转型。研究为探索区域数字化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提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来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三者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相互作用下,相比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环境规制,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