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青海省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和微观企业财务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检验和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对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影响企业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析.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影响房地产价格,信贷投放增多将会导致房地产价...     

FDI、金融结构与福利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古诺竞争的扩展模型,分析FDI对国内金融结构的反射作用机制,并运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FDI作用于国内金融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金融结构存在弥补作用,但不存在优化作用;FDI作用于金融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取决于国内金融融资和FDI两种手段的融资成本等多种外部因素。     

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

基于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探索企业投资行为,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规模及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企业投资规模上相较于宽松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会减少企业的投资规模,而政治关联会对这一关系产生负向影响;当考虑企业投资效率时,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投资不足,而政治关联的存在可以有效削弱二者之间这种负向效应,进而缓解紧缩货币政策对投资不足的正向作用.因此,政治关联的构建并没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长期甚至会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效应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施加到一国经济发展中,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FDI的进入对环境也会产生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这三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污染水平,同时也改变引资的净福利效应.本文以1997--2007年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份引进FDI和空气中SO2排放状况变化为例分析FDI如何影响环境福利效应的变化,并得出相关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福利效应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施加到一国经济发展中,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FDI的进入对环境也会产生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这三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污染水平,同时也改变引资的净福利效应。本文以1997——2007年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份引进FDI和空气中SO2排放状况变化为例分析FDI如何影响环境福利效应的变化,并得出相关结论。     

住房耐用品、土地市场分割与货币失踪之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M2供给增幅远高于CPI上涨幅度,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货币失踪之谜”。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货币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当外部需求下降后,央行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房地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扩张。由于住房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其需求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利率下降后,住房需求相对普通消费品需求上升更多。因为存在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供给弹性较小,住房需求上升导致商住用地价格上升较多,地价上涨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抵押融资能力,房地产部门进一步扩张。普通消费品需求对利率反应小,需求较弱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小,非房地产部门抵押融资能力小幅提升。因此,非房地产部门产出和CPI只温和扩张。Ramsey最优货币政策模拟表明,只有实现了房地产部门与非房地产部门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货币政策冲击与人民币实际汇率

一、问题的提出实际汇率作为开放经济框架中的基本价格变量,它的变动综合反映了来自内外部各种经济冲击的影响。按照主流货币主义的观点,实际汇率的变动主要是由经济中的真实因素所决定,只有在未被预期到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冲击才能在短期内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     

货币政策、房价波动与经济冲击:日本案例

二战之后,日本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在"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不断升值,日本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投资来应对日元升值的不良影响,房地产价格直线飙升。面对资产泡沫,日本货币政策从宽松转为从紧,日本财务省也出台措施限制房地产贷款,双重打击导致资产价格一路下跌,日本随后步入了"失去的十年"。为了厘清货币政策、房价下跌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了货币政策在日本资产泡沫形成与破灭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政府干预的视角对比了日本房价下跌前后的经济形势,并总结了来自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全球化、资产价格变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基于泰勒规则的扩展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背景下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扩展研究,分析了利率与汇率、利率与资产价格的相关影响机制;并采用静态模型和基于预期的动态模型对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水平、产出缺口、汇率、股票价格缺口以及房地产价格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考虑预期因素的动态模型能够达到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短期名义利率对于汇率和资产价格起到了符合经济意义的稳定作用。     

货币政策冲击与人民币汇率动态

传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过短期约束或者长期约束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的,由于这种识别方法往往会引起"价格之谜"悖论,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Uhlig,2005)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短期利率,均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久性升值,前者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更强,但解释比例不超过50%,并且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产生超调现象。由于货币政策等外部冲击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我们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仍然是有必要的。     

货币政策的边界:经济波动福利成本

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给出了货币政策的福利边界,该领域的早期分析认为,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成本微不足道,这一结论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政策无效论的一个重要支撑。但随着分析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学术思想的不断拓展,尤其是增长效应、危机效应等新的福利机制不断被挖掘出来,使得我们对经济波动影响社会福利的机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得早期结论受到相当的质疑。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Durable Goods,Investment Shocks,and the Comovement Problem

Sticky‐price models suggest that capital investment shocks are an important driver of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Despite quantitative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business cycles, a comovement problem emerges because the shocks generate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s away from consumption toward investment. This paper resolves the problem by extending the standard sticky‐price model to a two‐sector model with consumer durable services. When durable goods are used as investment in capital and consumer durables, positive capital investment shocks also generate intra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s away from consumer durable services toward nondurable consumption that dominates intertemporal effects. Consequently, consumption increases, and the comovement problem is resolved.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整问题研究

近年来,尤其是在2007年,中国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快速增长,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大挑战,因此央行在调整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考虑资产价格的波动,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有效性的实证检验显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然而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效果有限。基于此,本文不主张把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但是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     

货币体系、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对危机根源的已有研究多从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方面进行。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另辟蹊径,从货币角度层层剖析危机成因,并提出现行货币体系的不完善是最终引发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货币体系改革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文章最后分析了已有改革方案,并对我国在未来改革中可行的作为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分析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新思考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提升,也必将促进双方在货币金融上的进一步合作。本文运用SVAR模型和相关性分析,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与东盟10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10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年的建设期内得到了很大提高,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5国最适宜成为未来中国货币合作的备选对象。     

Sectoral Comovement,Monetary Policy Shocks,and Input–Output Structure

The comovement of output across the sector producing nondurables (i.e., nondurable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sector producing durables i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monetary business cycle literature. However, standard sticky‐price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sectoral heterogeneity in price stickiness (i.e., sticky nondurables prices and flexible durables prices) cannot generate this feature. We argue that an input–output (I–O) structure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Here, we develop a two‐sector model with an I–O structure, which is calibrated to the U.S. economy. In the model, each sector’s output affects those of the others by acting as an intermediate input.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ctors provides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sectoral comovement is induced.     

金融业相对盈利性与货币政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在“金融——实体经济”内生性框架下纳入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收益率不均衡的考虑,通过构建包含内生性金融业相对盈利性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为分析金融业相对盈利性、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相对盈利性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通过调节金融业相对盈利性可以有效减少宏观经济波动;此外,综合考虑包含金融业相对盈利性因素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