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其创新产出水平影响机理探究——创新信息获取渠道的中介作用

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机理部分在于拓宽创新信息获取渠道,即开展合作创新的服务业企业因能够从更多渠道获得创新信息而促进其创新产出水平提高。笔者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服务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接了2014年企业创新调查数据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工具变量法检验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包含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在内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创新产出水平,且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增加部分中介了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合作创新如何影响服务业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在理论上揭示出二者内在联系的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合作创新、创新信息来源的研究边际,为服务业企业通过合作创新提升创新产出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传统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专利产出水平显著越高。进一步检验揭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等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我们还发现,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全员辐射效应有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创新热情,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了儒家思想促进创新的内在逻辑,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同时丰富了“文化与企业决策”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经验证据。     

外地CEO与企业风险承担：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场所依赖理论、烙印理论和文化差异的“学习互补”效应假说,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地CEO能有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地CEO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文化和低宗教文化地区更为显著。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渠道分析发现,提高内部监督水平、抑制社会性负担可能是外地CEO提高风险承担的渠道机制。对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拥有外地CEO的企业可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高公司价值。本文的研究对完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科技合作如何提升银行效率——基于城商行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的实证证据

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开展创新,逐渐成为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突破人才与技术桎梏、提升经营效率的主要途径。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建立起“金融科技合作创新-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银行效率”的影响机理框架,同时以2014—2019年城商行的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创新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合作创新能够显著提高银行效率,且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赋能创新模式与共建创新模式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后者释放的效率提升效应更大;机制研究表明,资产端风险结构、负债端存款结构与中间业务收入结构是金融科技创新作用于银行效率的决定性机制。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城商行等中小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有序合作、充分发挥合作的效率提升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金融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科技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科技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两条途径,推动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科技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以及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进而助力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应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社会资本、企业创新与会计绩效

本文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概念,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我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企业创新及会计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创新水平越高,具体表现为专利的产出和被引用次数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知识产权被侵权风险等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当社会资本较高时,企业创新水平对未来会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促进社会信任合作的驱动力,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会计绩效,从而对创新型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企业创新文化与审计定价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度量企业创新文化,探讨企业创新文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文化与审计定价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创新文化通过吸引研发人才、增加研发产出、提升研发效率,降低研发失败风险;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操纵,降低研发的财务舞弊风险,进而促进审计定价下调。进一步检验发现,创新文化较强的企业具有更低的经营风险及更高的财务信息质量。当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共享平台及当审计师具有研发业务专长时,创新文化对审计定价的负向关系更显著。此外,对创新文化较强的企业,审计师也会减少披露研发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加强创新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启示意义。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创新效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不同维度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不同企业的创新效率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何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各组成维度均能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且这一作用对于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显著。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 ——基于融资约束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视角

本文旨在探究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融资约束,并影响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2007－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通过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程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发明专利创新程度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所削弱。基于此,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银行层面需要加强自身业务建设及产品创新,从而缓解企业创新融资难程度;企业层面则要通过夯实业务基石以促进自身创新。     

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欧美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但中国承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文利用KOF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指数,以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了逆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逆全球化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率和知识产出水平。在短期,导致经济下行;在长期,抑制经济增长。其短期影响渠道为国际贸易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长期影响渠道为创新抑制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创新驱动促进价值链升级,可以缓解外部逆全球化冲击对企业投资及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利用GMM方法弱化了内生性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启示认为,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外部逆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中国需要备足政策工具箱。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不同融资模式对比视角

本文从股票市场规模、银行业规模和银行业市场化三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发现股票市场相比于银行业更有利于促进企业专利创新,特别是对创新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影响更为显著。对影响渠道的分析表明,股票市场促进创新的渠道是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股票市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专利创新显著提高了公司未来五年的市场价值。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进而提升公司长期价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结合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研究这种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其内在作用机制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重企业金融错配程度来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因此,中央银行应合理调整货币政策,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精准性,进而缓解企业金融错配,促进企业创新。     

制度背景、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深沪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探讨了CEO产出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制度性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两职合一、股权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在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机制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合理选择具有相关职业经历的CEO、完善内外部制度性因素对抑制CEO的道德风险,充分发挥CEO在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民营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寻求建设创新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促进区域企业创新？——基于空间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SAR、SDM及SEM空间模型,选取2011—2019年间270个中国直辖市和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增加。进一步,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对专利申请受理量、实用专利授权率和外观专利授权率等创新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渠道鼓励创新行为。     

创新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经营绩效的影响——来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策实施对“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企业入选“小巨人”名单后,其研发投入在短期内出现显著提升,但经营绩效并没有显著变化;第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通过提高企业营业外收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渠道,促进“小巨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小巨人”政策对后期入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高;第四,入选“小巨人”名单后,企业的成本费用显著增加,但研发投入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盈利能力。进一步完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政策、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政策实施精准度;优化“小巨人”企业的评选标准,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质量提升与数量增加实现齐头并进;优化营商环境和金融资源配置,拓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