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出台的初衷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忽略了该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本文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方法研究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而且政策作用效果因企业生命周期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降低经营成本和提升内源融资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FDI的企业创新效应吗?

当前,中国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知识产权保护被视为激励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中国213个地级市的227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对利用外资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调节效应,这种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非专利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尤其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本土企业模仿创新的成本,抑制了技术溢出效应。因而,现行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以使之更大程度地发挥出创新激励作用。     

外资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外资股东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本文从外资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向影响机制出发,研究外资股东基本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如何引导外资股东对我国上市公司发挥积极作用.本文研究发现:(1)外资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说明较高的持股比例是外资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2)持股时长对持股比例较低的外资股东有正向的社会责任调节作用,说明持股时长能够缓解外资低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3)发放现金股利或引入国有性质股东能够增加外资持股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说明股利补偿与股权制衡是外资持股企业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的有效手段.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外资的入股方式、投资动机与股东类型对外资持股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逐步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外资股东"多投长投"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还有助于上市公司合理制定相应政策,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商资源.     

政府投资基金对初创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配置资源市场化改革视角

本文从政府配置资源市场化改革视角探索政府投资基金在投融资改革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基金能够显著促进初创期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政府投资基金与初创期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机制作用。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定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丰富了政府投资基金的研究视角和作用机制,揭示了政府投资基金对初创期企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结构优化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出政策建议。     

减税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减税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利用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模型考察了减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税负下降越多的企业,其创新产出越多。核算表明,税率每下降1%,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约增加0.783件。在影响机制方面,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为理解税负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服务、外资政策调整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验证

基于金融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品投入,本文研究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动态变化对下游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理论上,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放松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中间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效果是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便捷化,促进企业出口。本文采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度量了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准入政策的动态变化,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将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上下游关联,有效检验了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有助于提高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倾向和收益,存在出口促进作用;管理效率高、出口非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出口对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反应更为灵敏;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出口。本文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放开是推动我国贸易提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税收激励、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来自政策试点的证据

利用中国2017年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的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税收激励对风险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提高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金额,对投资数量无显著影响.风险资本通过提高投资比例和支付更高的投资价格加大了对创业企业的资金扶持.政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风险资本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但对种子阶段的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融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了启示.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外资银行对企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与创新能力提升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19年长、珠三角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究外资银行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强度与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质量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部分发现,外资银行通过提供跨国信息沟通便利、优化企业信贷期限结构、提升本土银行业服务水平等三个方面,促进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与FDI引进环节中吸收转化国际知识,进而有助于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为我国持续推进金融业开放提供了经验依据与决策参考,并进一步给出大力吸引优质外资银行进入、引导银行业充分竞争等政策建议。     

银行业竞争、创新资源配置和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城市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专利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尤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资源配置角度,从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双重视角探讨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途径。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提高条件下,更多的高效率企业进入创新部门,更多的高效率在位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且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能提高银行对高效率企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企业之间创新资源配置,并通过引导高效率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推动整体层面的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研究,为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金融发展政策提供新思路。     

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创新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而且该政策没有诱发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策略性创新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企业活力的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而且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着更大的激励作用。     

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评估对象,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以及东道国专利盒制度的实施将会削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创新效应。进一步地,国际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效应起到调节作用,东道国税率吸引力越大、纳税便利度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时,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越低。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避税是国际税收竞争影响的主要渠道。异质性研究表明,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税收激进程度较高、已享受较多政府补贴的企业,而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将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起到遏制作用。     

连锁PE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连锁PE(Private Equity)对被投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PE会促进被投资企业的创新投入,并且连锁PE参投的公司数量越多,则被投资企业的创新投入越多.机制检验表明,连锁PE通过缓解被投资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行业竞争的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连锁PE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外资PE、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总能促进企业创新吗?——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未来科技创新的风向标，对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了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均呈现“倒U型”关系，即内部控制并非总能促进企业创新，超过一定程度的内部控制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此外，本文还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的“倒U型”关系在核心技术人员密集度高或者外部监督较为完善的企业中尤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的理论研究，更为有针对性地完善内部控制建设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抑制还是促进？

本文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其中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信托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存在正向激励作用,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企业创新数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产生抑制作用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变化是其作用途径。研究结论为差异化引导机构投资者服务企业创新提供有益的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对我国2004-2009年间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逐步开展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上,增值税转型会通过增加企业可支配的现金和降低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我们的实证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企业的创新产出(企业专利)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后显著增加;进一步,我们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通过增加企业可支配的现金流和降低创新设备投入成本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创新。最后,我们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创新产出的正面影响,对那些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以及改革之后固定资产升级幅度更大的企业更显著。本文印证了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本文也为供给侧改革和新一轮的增值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