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数据,对"双支柱"调控的微观稳定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传导效应,有效抑制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过度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企业有提高负债率的激励,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负债的动机;同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促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强化了这一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双支柱"调控政策对银行和企业两个微观层面主体都具有更好的稳定效应。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双支柱"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同时,"双支柱"调控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性质的银行和企业中也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在制定"双支柱"调控政策时需考虑经济周期以及银行和企业异质性,以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双支柱"调控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效应等方面的文献,并为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政策组合协调搭配研究——基于双摩擦的小国开放模型北大核心

本文在家庭与银行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引入双重摩擦,构建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来讨论货币政策与资本管理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和最优选择问题。研究表明:第一,无论是国外加息冲击,还是国内金融冲击,最优的政策选择都是货币政策同时搭配资本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且需要注意政策之间的协调搭配。第二,在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协调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时,识别导致外债流出的不同外生冲击至关重要。在国外加息冲击下,相对于货币政策搭配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的效果更好;但在金融冲击下,结果正好相反。第三,随着金融进一步开放,货币政策搭配资本管理政策在稳定经济波动方面更为重要。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经济结构转型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模式研究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制约因素逐渐增多,政策有效性备受挑战。本文通过带有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模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单纯的货币政策导致较高产出和通胀波动性,从而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可以降低福利损失水平。不仅如此,相比前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较好稳定性,无论是产出缺口还是通货膨胀变量的波动性都较小。因此,以福利损失度量,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明显优于前瞻型政策。     

“双支柱”调控框架下的中长期利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央行流动性管理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商业银行两部门决策模型,并将贷款市场、理财市场、债券市场、央行短期和中期资金市场纳入一般均衡框架,探讨了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央行投放的中期资金相比短期资金能更有效降低中长期利率,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会在一定程度上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此外,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四因子"中长期利率定价框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量化了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受MLF加权利率及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程度,为央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确定中期资金投放规模和利率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研究

1994年以来,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我国货币供给表现出很强的内生性。本文把货币内生性放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在对货币内生性基本原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强制结售汇与盯住汇率制度组合下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了货币内生性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挑战、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了政策建议。     

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动态干预边界——基于我国1994～2005年数据的测算

本文基于从1994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的数据,运用一个多方程结构模型,对2005年3季度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干预边界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仍存在一定的升值动力,期间货币当局的干预倾向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过于频繁的干预并不利于汇率的长远稳定。从而指出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汇市干预必须以综合考虑基本经济因素和干预倾向而准确测算现实均衡汇率为基础,动态地把握干预边界,以使市场汇率不过分偏离均衡汇率,应逐渐降低干预频率,增大汇率的基本经济因素弹性,根据市场汇率波动情况灵活地进行双向干预操作。     

中国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汇率浮动:影响和启示

清末民初,银本位下的中国货币对大多数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浮动汇率并非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在汇率大体持续贬值情况下,中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汇率贬值有利于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和侨汇流入,弥补贸易逆差。关键问题是中国货币状况乃至整体经济活动受制于白银数量,容易大起大落。当前中国汇率弹性有待提高,对货币调控造成较大制约。我国汇率浮动早已有之,不必过于担心,中国完全具备主动加快汇率改革的条件。     

美元大幅贬值的原因及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挑战

美元自2000年以来对主要货币大幅贬值。美元大幅贬值增加了全球金融的不确定性,易诱发金融风险。而且在美元不断贬值过程中,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亦陷入困境。本文首先分析美元贬值的原因,然后探讨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选择的难点和挑战。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IMF事实分类法及其分类框架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汇率体系的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IMF于1999年提出汇率制度事实分类法,并于2009年对其作出了重大修订。本文重点研究了2009年修订的事实分类法及三分类和五分类框架,解决了2009年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对1999-2010年的国际汇率体系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最后利用五分类框架分析了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汇率体系新变化。     

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反周期货币政策基本架构的优化

本文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从反周期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操作方式及工具选择等方面入手,构建了适合中国反周期宏观调控需要的货币政策基本架构。本文认为,中国应建立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主从制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根据经济运行状况,确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主次,同时突出货币政策在维护金融整体稳定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