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经济增长 ——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潜在时变特征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会降低产出增速,但在经济低迷时期也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杠杆率的影响在2012年之前主要体现为负向冲击,但在2012年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     

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宏观政策不稳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成本溢价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我国财税、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上升。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检验宏观政策不稳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则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劳动力流动和提升资本溢价水平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对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信心与企业估值水平

本文利用2009年至2020年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估值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的市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源自其导致的市场投资信心下降，表现在股票价格的下跌而非企业盈利水平的下滑。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的估值水平比非国有企业和新兴行业企业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小，扩大企业规模和海外业务拓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引入工具变量以及替换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由此提出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在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冲击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缓解不利影响;企业管理层要敏锐察觉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调整经营方针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吗?

激发企业家精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降低成本成为新常态下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从管理者效应出发,探究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成本粘性;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管理者能力的抑制作用越显著。文章结论拓展了管理者能力和企业成本粘性的相关研究,并为转型期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脱实向虚会助推实体企业加杠杆吗？——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研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杠杆率的内在关联问题,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对杠杆率的影响,并考察供给侧改革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促进其加杠杆,尤其是提高短期杠杆率;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非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更为显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弱化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尤其对非国有企业效果显著。研究结论意味着微观企业层面脱实向虚会恶化杠杆风险,并找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内在关系的经验证据,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结构性减税与企业去杠杆

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2004年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变化,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结构性减税的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降低了企业的流动负债率,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负债率。这一结论在不同类别的企业间存在差异,说明企业去杠杆需要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本文有助于理解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并为制定具体政策提供经验支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分化——来自资产可逆性视角的审视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和行业出售、处置固定资产数据测算资产可逆性,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杠杆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资产可逆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关键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资产可逆性渠道引起的企业杠杆分化程度增加0.29个百分点,且这一杠杆分化效应在契约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效应和融资供给效应是资产可逆性渠道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进一步,与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特征的对比结果显示,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现象不再明显,但企业杠杆的资产可逆性分化现象仍然显著。另外,本文进行了DID估计、替换性检验以及排除规模歧视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发现核心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结论对深入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杠杆分化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解决“去杠杆”政策的结构优化问题。     

地域商会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企业的证据

破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是事关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民营企业加入地域商会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这一由政府部门核准成立的社会组织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结果发现,加入地域商会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得到了有效缓解。机制检验显示,地域商会有助于扩展会员企业融资所需的社会网络以及提高企业融资时的议价能力;从具体的融资渠道来看,地域商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帮助会员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和商业信用。进一步地,对于市场议价能力较弱的小规模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的信用环境遭受冲击的企业,或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而言,加入地域商会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债务结构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债券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劳动杠杆的定价效力: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2002年至2018年的季度数据,从公司层面考察了劳动杠杆(由劳动力成本粘性特征导致的企业利润变化率大于产出变化率的经济现象,可理解为不考虑固定成本时经营杠杆的特殊表现形式)对股票截面收益率的定价效力。结果发现:(1)劳动杠杆对截面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高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低于低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2)该影响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后依然显著存在;(3)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下表现不同:在经济下行期,负向定价效力更为明显。进一步地,本文通过生产率冲击和工资冲击这两个风险来源探究了劳动杠杆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杠杆一方面通过生产率冲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工资冲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后者的影响程度显著强于前者,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相关结果能够为公司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理解劳动杠杆的定价机制及相关投资策略的制定和风险管理等提供经验支持。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上市公司中期票据融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发行中期票据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配对样本研究以及Logistic判定分析方法,从企业财务特征视角深入研究影响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期票据已经成为企业代替中期贷款的重要融资形式;同配对样本相比,发行中期票据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大的规模、较高的财务成本以及较低的财务杠杆和经营风险,即公司规模与财务成本越高,财务杠杆与经营风险越低,则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概率越高。     

政府补贴和国有参股对参与PPP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