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公平偏好的两阶段众包创新激励机制研究

为解决多任务多阶段众包创新委托代理的激励问题,使接包方更努力完成任务,文章基于现代经济学公平偏好理论,建立了考虑任务参与者公平偏好的双任务两阶段委托代理模型.借助模型分析了众包创新过程中公平偏好程度与接包方的努力程度、产出分享比例及众包创新绩效等的关系.结果 显示,对称信息情况下公平偏好程度对众包创新的两个阶段产出效益无影响.非对称信息情况下随着公平偏好强度增大,发包方收益和接包方努力水平也在提高,而固定收入、产出分享系数在减小.通过模型仿真也发现公平偏好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过于频繁地采取相同的激励措施会降低激励效果.     

网络众包价值协同、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平台资源共享和个体多样化创新。以“群体创造”为特征的网络众包帮助企业在组织内外各个层面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从价值协同角度研究了网络众包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众包价值协同、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网络众包价值协同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众包式创新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众包式创新是基于互联网交互作用快速兴起的一种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创新理念和创新模式.它是指公司或其他组织将过去由内部员工执行的部分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分包给非特定的、数量庞大的网络大众完成的一种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所呈现出的民主、平等、参与的理念及其汇集集体智慧的网络组织创新特点受到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及创业企业的青睐,展现了无限的魅力.企业发布任务,参与者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活动.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众包式创新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使参与者更努力的完成任务,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以及不同激励机制设计对于众包式创新运行效率的影响.     

众包平台研究综述与众包平台绩效影响机制构建

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面临如何提高创新能力的挑战。近年来,众包作为创新商业模式,是合作创新的扩展,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式创新。众包平台是连接众包参与者、任务发布者的网络中介机构,主要应用于政务管理、企业运营管理、软件开发等领域。众包平台可按众包任务类型、涉及创新与否、交易方式进行分类。通过对众包平台运行机制研究文献梳理,从众包平台结果研究出发,借用平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对众包平台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作出系统性解释。     

创意类众包参与主体间协同激励机制案例研究

为提高接包绩效,推进众包活动的有序进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Crowdspring平台和猪八戒网两个案例企业的对比分析,明晰众包模式协同激励机制的差异性,构建创意类众包绩效的主体间协同激励机制模型.结果表明:①主体间的协同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众包整体绩效,基于不同的激励目标会衍生出差异化的激励因子交互关系;②发包-接包-择优三个阶段,通过不同维度下各激励因子间交互、协同,分别构建以"引导""对接"和"控制"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存在激励不对称性;③与以往企业或联盟中的研究中的协同激励机制不同,众包模式下激励机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接包方-发包方-众包平台的自激励循环",研究结论对完善众包中多主体协同激励的理论体系及指导参与众包企业与管理部门实践具有深远意义.     

众包供应链创新发展路径分析

众包供应链(Crowdsourcing Supply Chain,CSC)作为一种新型供应链,正成为研究热点。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众包和供应链关系,并对众包供应链进行界定,通过众包供应链特征分析,对众包供应链和外包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了众包供应链耦合的3种创新模式;最后,重点探讨了众包供应链创新发展的4个阶段（萌芽阶段、探索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及各阶段的表现形式。     

基于公平偏好的信息系统集成知识创新契约设计

基于公平心理客观上对协同主体决策过程的影响,引入F-S公平心理模型,构建了信息系统集成知识创新决策模型。得到结论:对于具有公平偏好心理的原系统服务商而言,其努力水平受嫉妒心理的影响,且随着嫉妒心理程度的提升而降低,道德风险随着努力水平的降低而增大;当原系统服务商付出最优努力水平时,它能有效规避道德风险。     

渐进式抑或突破式：个体创新幅度对众包绩效的影响——基于计算仿真的分析

结合TCPE框架和NK模型,构建一个模拟众包问题解决过程的仿真模型,引入个体创新幅度表征个体创新搜索行为,引入个体有限理性水平和有限理性偏差表征个体认知能力,探讨个体创新幅度对众包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个体有限理性和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存在两种影响模式：当任务非常简单时,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当任务复杂性较高时,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呈倒U型关系;两种影响模式不会受到个体有限理性水平和有限理性偏差的调节。在相对复杂的任务中,任务复杂性与个体有限理性偏差会调节实现最优众包绩效对应的个体创新幅度,任务复杂性越高、个体有限理性偏差越大,对应的个体创新幅度随之增加。个体创新幅度会削弱个体认知能力对众包绩效的影响,当个体认知能力较强时,需要采用渐进式创新;当个体认知能力较弱时,需要采用突破式创新。该结论可为企业在众包过程中营造平台创新氛围提供理论依据。     

国外众包研究现状和趋势

回顾了开放式创新众包模式的已有研究。首先阐述了众包的定义内涵、主体维度等,然后归纳了现有的众包模式,分析了企业和大众参与者参与众包的驱动因素,并总结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最后对众包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纽约市众包管理创新对广州的借鉴

纽约作为世界城市在众包管理创新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广州正处于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可以借鉴纽约“NYC Simplicity”和管理众包创新模式。广州要实现新型的低成本、高效率、居民参与度高的管理众包创新,需要构建有效的竞争众包平台、统一的众包标准体系和适度的激励机制,并开放管理数据库,以此顺应政府众包管理创新网络化和大众化趋势。     

基于公平心理偏好的风险融资契约研究

在风险融资市场中,由于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问题不可避免。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规避这一问题。考虑到现实中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都是有限理性的个体,结合行为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针对具有公平心理偏好的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构建一种新的支付模式,通过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为风险投资者建立合理的支付契约提供依据。     

高校社会资本、协同行为和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高校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对于高校协同创新活动以及协同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高校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机理仍缺乏深入探索。基于此,从结构、关系、认知3个维度入手,考察了高校社会资本借由高校与其它主体协同行为路径作用于高校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模式,以及协同行为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高校社会资本对协同创新绩效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高校协同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高校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促进与其它主体间的协同行为,进而提高高校的协同创新绩效。     

基于众包的开放式创新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首先界定了开放式创新与众包的概念,并澄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文献搜集范围。通过内容分析发现,相关文献分别基于参与者、发起者以及创新平台3种视角,主要围绕Who、Why、What、How4方面的主题展开研究。基于这种发现,对文献分别按照研究主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协同创新、区域一体化与创新绩效

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运用2002-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省际或各地市数据,应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与数据包络法度量协同创新度和创新绩效,构建了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计量模型;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对区域一体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珠三角外,长三角和京津冀协同创新活动对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内部创新绩效分布越均衡;“企业自身投入”与“政府资助”等内生要素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和提升创新绩效的主要动力。因此,应促进区域内部生产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实现创新资源有效溢出,提升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加深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创新效率。     

晋升激励与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选用全部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内部晋升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内部高管晋升激励抑制了企业创新项目投入和产出,员工晋升激励则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在企业研发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激励仍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员工激励则会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成长性水平不同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重新认识了晋升激励这一心理契约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企业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协同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设计

科技体制机制关系到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协同创新要素能否顺畅地进行集聚和合作,从而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宁波创新资源基础薄弱,产业转型升级亟需依赖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在分析协同创新政府科技管理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框架设计,并从协同创新人才支撑、创新组织建设、科技服务平台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交易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