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住房预期收益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基于CHF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建立两期模型考察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较高的住房预期收益提高家庭的房产比重,进而对风险资产配置产生挤出效果。较高的房产比重和风险偏好会放大高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资产配置的挤出效果,而较高的金融可得性则缓解这种挤出效应。住房预期收益对无房家庭、一套房家庭和无房贷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挤出效应超过有房家庭、多套房家庭和有房贷家庭。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投资者亲社会偏好与风险投资

本文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亲社会偏好会促使家庭进行风险投资。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分组回归后发现,在非农户口群体、使用互联网群体和偏好风险群体中,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制定涉及家庭金融投资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亲社会偏好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信贷市场本地竞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手工收集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独特数据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指标,并将其与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构造基础数据库,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这支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假说”;其次,从影响机制来看,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那些面临更多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新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大。     

人口学特征与利率期限结构:老年社会平缓的收益率曲线

本文将刻画人口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引入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模型表明,人口结构及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不仅决定利率水平,而且将通过人对债券期限的不同偏好,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少年人口占比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为正,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影响为负。相比少年人口,中老年人口更偏好长期债券,使长期收益率下降,期限结构的斜率更为平缓。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少年人口占比增加期限利差,中老年人口占比则起反向作用。因此,在年长的经济体中,期限利差更小,呈现更平缓的收益率曲线特征。在更换人口结构变量、期限利差变量、估计方法、赋权样本和处理遗漏变量后,结果表现稳健。本文从人口学视角拓宽了利率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揭示了老年经济体可能面临一个平缓的收益率曲线,而这说明老龄化还可能通过抑制短期投机和促进长期投资来提高长期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人口老龄化与区域创业水平——基于启信宝创业大数据的研究

本文首次基于启信宝大数据获得我国各城市创业数据,同时利用人口推演模型获得各城市人口老龄化数据,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因果识别。本文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城市创业企业数量将下降10%左右,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本文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丰富的机制检验,发现同时存在家庭内部的“养老压力”机制和家庭外部的“等级效应”机制,这两条机制分别揭示家庭内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外部人口老龄化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整体而言,本文工作补充了人口老龄化与创业的相关研究,也为制定创业和人口政策提供参考。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资本计量方法改革、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与信贷配置

为提高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与信贷配置效率,监管部门于2014年开展了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试点工作。本文基于上市银行2010至2016年的微观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行业信贷风险进行匹配,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前述改革如何影响试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调配。研究发现,在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后:(1)试点银行显著降低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2)试点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存在非线性的特征,在调减高风险行业贷款的同时,并未显著增加最安全行业的贷款,而是增加了风险略高行业的贷款,体现出试点银行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3)进一步将行业划分为“虚”与“实”,研究发现试点银行减少了房地产业(“虚”)、制造业(“实”)和建筑业(“实”)贷款,显著增加了金融业(“虚”)贷款。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资本监管方面的文献,也对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盯住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稳定目标”的双支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本文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深入剖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实现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宏观审慎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潜在溢出性。目前从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可以总结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的“资本缺口”机制。从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也即对双支柱政策如何作用和改变金融机构内部关联网络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影响机制上对空间维度双支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双支柱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时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并消除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性,同时要加强空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