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异质债务、金融配给与研发投入——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面对新时代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立足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现实,从债务融资与研发投入关系出发,探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异质债务与金融配给视角,通过回归分析与动态效应估计,识别企业创新的债务融资约束.研究发现:债务融资难以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信息不对称是重要制约因素.基于异质债务视角,债务融资渠道不畅来源于银行贷款与债券融资阻碍,导致企业更多转向非正式商业信用.基于金融配给机制,动态检验所有制歧视与技术风险规避两种假说,发现信贷融资的技术风险规避倾向更为明显,并在细分行业得到验证.新时代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拓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侧重改善技术风险规避型金融错配,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向创新领域.     

资本市场开放、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不同经济周期的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预算软约束、融资溢价与杠杆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机理与经济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部分企业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及其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错配的现实背景,在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嵌入预算软约束的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企业与金融机构债务契约优化问题,得到预算软约束企业的融资溢价方程,阐述预算软约束造成价格扭曲及资源错配的内生机理。然后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对经济变量的具体影响,并通过参数调整揭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弱预算软约束,增强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以及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和经济效应,进而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银行贷款会挤出商业信用吗——基于研发投入视角

企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银行贷款未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与此相反,商业信用则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且就研发投入而言,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述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的挤出效应,在所有制属性、行业高技术属性、所处地域的外部法制环境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深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于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研究

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和内外部融资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4—2019年新能源行业164家创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融资约束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仅对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削弱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面影响；创业企业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     

异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深化供给侧改革对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规模。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作用更显著。使用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滞后一期及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仅对研发强度大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具有促进效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化进程弱、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发挥更好的治理作用。本文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黑箱,同时建议资本市场发展持股稳定、持股比例高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提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 & 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

从自由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约束出发,基于中国科技型上市企业2009-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具有校正效应;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明显;自由现金流对校正效应的影响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成熟、大型科技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削弱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非国有、年轻、中小科技型企业受到的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显著。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     

不同融资约束背景下政府研发补助效应研究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不同融资约束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诱导效应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具有诱导作用;在强融资约束背景下,政府研发投入补助能够更有效地刺激企业加大自身研发力度,诱导效应更强。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哪种资本战略更激励创新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下,研究资本战略选择对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手工搜集从新三板转板至主板上市企业（成功实行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企业）的相关数据,利用PSM匹配直接IPO上市的公司（实行一步到位资本战略企业）,比较两种不同资本战略实施对创新投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的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在此基础上,探究企业内部决策机制、资本市场中观层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本战略影响创新投入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本战略通过缓解投融资约束提高研发费用化强度和研发资本化强度;中观层面,分析师关注起调节作用,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的研发资本化强度越高;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进而产生挤出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在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中得到部分缓解。研究结论对创新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助力自身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