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研究

在资源紧缺、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绿色创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本文应用DEA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除西藏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10年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运用SBM-DEA模型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结合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收敛模型,分析2007—2019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非均衡发展现象;东部和西部间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最大;并且绿色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造成的。（2）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绝对β空间收敛与条件β空间收敛均十分显著,该结论在三大区域也适用。此外,各区域空间收敛性影响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的作用存在差异性。     

基于效率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形成机理

在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基础上,着重探索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非同质化实质和三个创新群的外溢效率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了基于效率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形成内在机理的理论研究框架。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效率不仅限于“点”与“点”之间的外溢效应,而主要体现于更高层次“群”与“群”之间的外溢效应。     

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使大部分城市面临经济增长和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困境。水体污染,臭氧空洞等问题日益突出。以2006—2017年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了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更多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的模型来研究相关影响因素。实证表明:(1)大部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提高的趋势,差异有减小的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控制效率,外资利用水平,政府资助水平以及城市教育水平都对效率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效率水平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从空间关联视角,并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就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升了本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同时,也正影响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另外,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并充分考虑外溢效应、推动数字金融普惠制及促进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融合发展等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与系统协调度双演化研究

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从内部协同适配的视角,从静态动态两个方面,分析比较中国30个省际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省际绿色创新效率与系统协调度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中国三大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呈现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在两类排名上均具有比较优势,但落后省份也有望在薄弱环节加速赶超。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创新网络空间格局形成机理及演化分析

针对创新网络空间格局如何形成及演化的问题,基于多元邻近视角剖析创新网络空间格局形成机理,运用Agent理论设计仿真算法,并基于Netlogo构建创新网络空间格局演化仿真平台。通过模拟实验发现：①多元邻近更有利于创新网络区域内、外部合作共生,且（跨区、内部）合作边数与区域面积、毗邻距离呈正、负相关;②社会邻近或技术邻近更有利于创新网络产生（绝对）空间集聚,且集聚态势与区域位置中心性呈正相关;③创新网络空间格局呈现随机型至斑块型（或均匀型）的动态演化趋势,且社会邻近或技术邻近更有利于创新网络产生均匀型空间格局,地理邻近或多元邻近更有利于创新网络产生斑块型空间格局;④地理因素作用下的创新网络（空间格局）仍保持幂律分布特性;⑤斑块型空间格局的创新绩效高于均匀型,且多元邻近下斑块型空间格局的创新绩效最高。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虚拟创新集群形成路径与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虚拟创新集群已成为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从集群认知、主体互动及合作行为3个视角分析了虚拟创新集群形成路径,界定了虚拟创新集群成型状态特征;其次,从内在驱动力、外部推动力、集成内力3方面分析了虚拟创新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动力因素对虚拟创新集群的影响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推动、成员质量、成员关系以及创新精神4个因素在集群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机制研究

推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内涵和结构,基于超循环理论,探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过程,并利用江联重工集团案例分析,明确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动力要素。结果表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绿色发展性、生态性、动态演化性、高风险性和复杂性特征;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催生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超循环,而超循环体系能够加强绿色创新主体相互作用,推动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资源配置与匹配效应、环境规制与市场导向、用户交互与敏捷响应、共生竞合与跨界整合是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生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属地省域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评估

立足于探讨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属地省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实际驱动效应。首先,从理论层面揭示了高新区设立驱动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3个作用机理,即集聚驱动、结构驱动和规模约束驱动;其次,构建了衡量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应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和核密度估计,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基本格局及区域差异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核密度估计结果也显示中国绿色创新水平省域差异日益扩大,马太效应日趋明显;最后,以2006-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例,采用面板Tobit模型验证高新区设立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但高新区发挥实际作用还依赖于经济基础,进一步分析表明,高新区设立对东部省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果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驱动作用,最后据此提出相应启示与对策。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中国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研发驱动理论,通过构建包含R&D投入的超效率DEA—SBM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7年中国不同区域传统型、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模型对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创新要素下中国及四大经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均高于传统要素下传统型绿色发展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逐渐收敛。东部地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最高,西部、东北部地区有所提升,而中部地区并未得到较大提升;②2001—2017年全国创新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化趋势一致,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③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城镇化水平、FDI与全国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起负向影响作用。R&D投入规模、R&D投入强度、R&D投入成果与区域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在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有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