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关系——基于家庭杠杆率与企业杠杆率区分视角的研究

高杠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2018年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00.6%,其中家庭、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为51.5%、149.1%。本文基于BIS报告的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研究发现:储蓄率和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均是负相关;储蓄率越低,家庭杠杆率占比越高。因此,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高杠杆问题,同时监管部门要警惕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问题。     

论我国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一国宏观经济永恒的主题。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高的经济增长率,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是保证一国高增长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本文主要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与高储蓄率。     

收入不平等与储蓄率关系研究

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鲜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在对储蓄率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基于中国1978-2010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基于基尼系数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国民整体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具有反促进作用;理论意义上对储蓄率影响较大的因素如收入、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对我国的储蓄率几乎没有影响,本文深入地分析了该原因。     

人口世代更迭与资本红利——中国储蓄率的倒U型之谜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出生高峰世代和出生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0-2030年间,储蓄率路径呈现出类似1980-2010年间历年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资本红利滞后、尾随且依附人口红利。2015年之后,随着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率呈现出类似1995年之后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断崖式下降特征,且人力资本的提高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资本红利也加速消失。最后,考察了堵住劳动力出口的延迟退休方案对储蓄率的影响,模拟发现,无论哪种延迟退休方案,都改变不了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延缓资本红利消失的速度,进而达到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保驾护航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时间的目的。     

美国储蓄率倒"U"型走势及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居民储蓄率扭转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下降态势,开始显著上升。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8年以及IT泡沫破灭后的2002年时的情况类似,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势头不会维持,未来会高位缓慢下降,整体呈现倒U型,美国未来消费储蓄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应该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关键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未来的挑战。     

成渝经济区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成渝经济区①经济现状的分析,基于1991年至2009年的历史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成渝经济区储蓄率的升高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却具有影响储蓄增量的能力。并由此提出控制储蓄总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本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政策建议。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储蓄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目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高储蓄率的负面效应逐渐体现,如何让储蓄率达到适合经济发展的最优水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介绍了世代交叠模型以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根据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修正的世代交叠模型。通过求解最优储蓄率,探讨了我国养老保险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通过提高养老保险水平降低储蓄率的观点。     

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高杠杆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商业信心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以22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基础,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宏观杠杆率的门槛效应以及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杠杆率升高会抬升金融风险;第二,商业信心对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抬高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正是通过商业信心渠道传导所引发的效果——高杠杆会抑制商业信心的正面作用;第四,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间接效应发挥作用,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第五,相比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更加限制商业信心的作用,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鉴此,在继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商业信心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也要充分重视由广义货币所构成的全社会流动性环境,着力控制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外部再平衡:储蓄率与资金流向

自G20首尔峰会以来,如何矫正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课题,全球寻找并实现危机之后的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2011年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强调已经就评估世界经济失衡的指标达成初步共识。IMF向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提交的相关评估报告认为在内部经济增长目标上有明显进展,外部再平衡方面进展不大,如果不及时采取调整的措施,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可能会重新扩大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目前G20委托IMF所设立的有关纠正外部不平衡的参考性指南和数量化规则,旨在就国与国之间若干经济变量确定一揽子数量指标,进而提出纠正措施。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而言,这些指标意味着为削减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需要评估汇率升值、结构性调整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等多重政策工具的潜在效果,而且不同政策选择对经济增长、货币供应、国内信贷增长、外汇储备也将产生不同影响。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基于CCA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CCA模型为基础,对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债务杠杆攀升能够通过推升国民经济各部门风险水平,并使风险积聚于占据网络结构中心的金融部门,进而通过债务和股权两个渠道显著影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递。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的大幅攀升,已显著推升我国系统性风险水平,而在国民经济部门间实施杠杆转移,通过大力发展企业股权融资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等措施能有效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     

金融体系杠杆形成机制和管控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是金融杠杆的过犹不及。本文在金融杠杆概 念及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进行了多角度的测算,并分析金融过度杠 杆化的形成机制,梳理当前已采取的金融去杠杆措施,总结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下一步管控金 融杠杆、稳住宏观杠杆提供参考。     

失业保险与公司财务杠杆

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劳动者职业转换愈加频繁,失业保险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探究了失业保险金水平对企业财务杠杆的影响。运用2009—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失业保险金上升会导致公司财务杠杆下降。渠道检验显示,提高失业保险金可以降低员工失业风险溢酬,公司劳动力成本下降,公司有更多自由现金流和盈利进行内源融资和偿还债务,公司财务杠杆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在失业率高的地区更加显著。主要结果在分别运用《社会保险法》和《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更改模型设置、排除投资水平影响、删除特殊省份、更换样本期间后,依然成立。本文结果说明加大失业保险保障力度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违约与杠杆周期——一个带有救助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我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快速上升,但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并没有随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而显著增加。为了解释企业部门违约与杠杆的周期特征,本文在金融加速器模型(Bernanke et al.,1999)基础上,引入政府对企业部门的违约救助机制,建立DSGE模型进行讨论。进一步地,本文还通过一个不合意的去杠杆政策试验表明,忽略资产价格稳定(或者说金融稳定)前提下的去杠杆政策,反而会使企业部门的杠杆和违约率同时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最后,引入一个盯住预期资产价格的动态救助规则能够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