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震后企业社会捐赠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营利性的法人,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带来的负外部性也越来越大。因此现代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其中企业社会捐赠是股东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本文便从汶川地震后企业社会捐赠着手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特征、范围以及企业社会捐赠的具体社会价值。     

企业慈善捐赠与品牌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使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企业积极的社会责任表现有助于加强企业的市场地位,获得声誉资本、组织认同,最终体现在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本文以竞争性消费类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选取《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2010-2013年上榜中220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企业慈善捐赠与品牌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显示: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捐赠金额、捐赠收入比与品牌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的慈善捐赠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研究结果还发现,品牌价值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显著正相关。     

企业公益捐赠——道德与利益双收

企业公益捐赠是政府为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颁布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企业纳税管理的一部分。2017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修改税法中的"公益性捐赠"相关内容,对企业公益行为捐赠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公益捐赠的规划更使得企业实现道德与利益双收。     

企业捐赠的税收筹划

纳税人通过特定机构对外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可以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予以税前扣除。这里所指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是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     

地区社会资本、市场化水平与企业捐赠

企业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之一。文章利用2003~2012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地区社会资本和市场化水平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社会资本和市场化水平都对企业捐赠有着显著正向作用,但地区社会资本仅对国企捐赠存在显著作用,而市场化水平则对国企和非国企都存在显著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地区社会资本能在对促进非国企捐赠起到显著的补充作用;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则这种补充作用并不显著。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必须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研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用发挥问题,文章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发展各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党建工作重点,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找到党组织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用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慈善捐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融资约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中,捐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因此,企业要勇于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捐赠。     

基于经济效果的企业捐赠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捐赠行为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然而,从企业总数来看,我国的企业捐赠水平还比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企业捐赠与企业的长期发展之问的积极关系.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企业捐赠、社会资本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出企业捐赠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以期完善现有的企业捐赠理论,并指导企业捐赠实践.     

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税收筹划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从社会中获取的一部分利润以捐赠的形式回报给社会,既支持了社会慈善事业．也可以享受到税收上的优惠．可谓一举两得。今年5月汶川发生地震后．许多企业都向灾区进行了捐赠．因此．像这样大规模的捐赠行为不仅会提高企业的慈善公益意识．也给企业如何开展公益性捐赠获得最佳社会和税收效果提出了新课题。     

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

企业通过对外捐赠回报社会,对塑造友善的社会风尚,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为了规范各类型企业的对外捐赠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构建新时代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思考

新时代对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提高思想认识,着重弄清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途径,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把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区域竞争、公司税负与社会责任意识

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获取税收优惠的优势,这种优势存在地区性差异。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用财力越丰富,社会责任意识强的公司可能获取更多的税收优惠。而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税收竞争策略,所在地区公司整体税负更低,但是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税收优惠少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司。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竞争策略是影响公司社会责任意识与公司税负关系的重要因素,为积极发挥税法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应强化税法执行中的严肃性,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以此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①。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如何缓解融资约束--实现路径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之上结合企业实践,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企业融资约束间的关系。文章提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改善企业相关利益者关系,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通过这两条路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为企业创造价值。相关的理论分析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为企业战略管理和融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参考。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9年深圳股市44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Logit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负相关;重大重组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正相关.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显著负相关,审计委员会规模、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相关性不显著.     

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

尽管精确地评估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政策价值,但囿于数据以及计量识别策略,当前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和不足。本文利用一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来识别反腐败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利用倍差法(DID)考察十八大前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高管激励与股东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发现:(1)十八大之后,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明显增加,同时此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显著提高。(2)在会计质量方面,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财务报表质量明显提升,同时盈余管理的情况显著减少。此外,我们还发现,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会计质量的改善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则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本文研究丰富了反腐败研究文献,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实践提供了政策参考,即反腐败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强化高管激励机制和提高会计质量,从而最终增进股东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基准: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是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基准,是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的结果。它要求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慎性审核调查义务。它能实现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的有机统一,对社会、金融界和金融机构本身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它已成功运用于国际实践,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 我国金融机构要讲究策略,积极应对接受赤道原则。     

掏空、财富效应与投资者保护——基于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经验证据

LLS(1999)指出,上市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并不是在管理者和股东之间,而是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国外众多研究提供了大股东掏空的证据。控股股东掏空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低的国家尤为严重。本文以2001—2004年我国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最恶劣的掏空形式之一——关联担保,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关联担保发生的概率、次数与相对金额从2001年到2004年呈递增趋势。(2)有关联担保的上市公司的Tobin-Q比无关联担保的公司平均低0．2,关联担保每增加一次, Tobin-Q下降0．09,关联担保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Tobin-Q下降0．4;有关联担保的公司的年度异常回报率比无关联担保公司低3%,关联担保每增加一次,年度异常回报率下降2%,关联担保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年度异常回报率下降9%。(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没有发挥对关联担保的抑制作用。(4)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与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总之,本文发现上市公司的关联担保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提高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控股股东的掏空。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 tunneling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by introducing a tunneling perspective. We document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across the univers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1999–2005, and empirically demonstrate that firms with higher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s have lower level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We study two China-specific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listed firms have strong incentives to manage earnings in order to meet certain return on equity (ROE) threshold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most conspicuous. We identify tunneling evidence for each. Our empirical findings, although not being able to completely exclude other explanations, strongly suggest that agency conflicts between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investors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s listed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