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更多农民选择互联网进行创业,这一行为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农民通过互联网进行非农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最后得出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农民非农创业。研究的异质性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农民的非农创业意愿影响更大,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农民影响力度更大。研究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来影响农民非农创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非农创业的积极性。     

创业乐观中介下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带来物质等方面的硬性支持,同时也能够带来情感、心理、认知等方面的软性支持,然而这种软性支持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旨在探讨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构建了包括社会网络、创业乐观、新创企业绩效、创业环境和创业经验在内的理论模型,以142名新创企业者为研究样本,使用SPSS、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创业乐观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乐观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乐观在社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创业环境在社会网络与创业乐观关系间以及在创业乐观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家庭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第二,教育筛选机制能够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现象,即官员家庭子女由于普遍拥有更长的教育年限而往往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型工作.第三,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主要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的创业影响不显著.此外,文章进一步甄别了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两种抑制创业的机制.出于"在位避嫌"的考虑,官员家庭会抑制子女创业,但是教育筛选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现实机制.相关的稳健性分类检验都支持了上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鼓励创业和保障就业公平的政策思路.     

关系、家庭创业与创业回报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研究了关系对家庭创业选择、创业金额及其创业回报的影响。实证发现:关系的积累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自主创业,并且可以显著提高创业参与的程度。分维度来看,亲缘关系、社交关系对家庭是否从事自主创业、创业金额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创业行为中依托邻里关系的作用机制并不成立。研究还发现,关系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边际影响更大,拥有更多关系的家庭,在创业过程中所获回报率也明显更高。     

非正规就业抑制了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吗

非正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其快速发展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追踪的家庭为样本，使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不利于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机制分析表明，保障缺失、社会资本不足以及金融支持的乏力是非正规就业影响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负向影响在农村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     

省外务工经历、家庭创业决策及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从创业动机上看,返乡家庭被动创业的可能性更低,并且未创业家庭中,有省外务工经历的家庭创业意愿更高;从创业项目特征来看,返乡家庭创业初始投资更大,提供就业岗位更多.机制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促进返乡家庭创业主要通过财富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高和社会网络的扩大等渠道来实现.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在高教育水平、发达省份回流和有创业经历的返乡家庭中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进一步验证了省外务工经历促进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积极引导省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还为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负担提供了可行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养老规划意识薄弱,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已明显超过家庭养老,但养老方式单一化问题严重。提高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且该促进作用并无城乡差异,但对女性户主家庭作用更大。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家庭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越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提高养老规划的可能性,同时驱动家庭更多地选择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     

社会支持和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增加。现阶段,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社会保障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和代际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客观健康的影响。此外,文章对城乡居住地进行了多群组分析,探究社会保障支持、社会网络支持、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持、社会网络支持、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代际支持在城乡差异上存在显著不同,社会网络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显著正向影响比城镇老年人大,而社会保障支持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建议：政府在完善各项保障的同时,加强社区和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强化代际支持、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构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和代际支持体系,增强老年人健康。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收入波动、社会网络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

本文将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引入Eeckhoudt和Kimball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收入波动会显著增加家庭商业保险需求,而这种影响会受到社会网络的调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微观检验进一步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在微观检验中,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增加了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1"衡量的社会网络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受教育水平和未接触互联网的家庭中;以"兄弟姐妹数量1"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从社区(村)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2"和"兄弟姐妹数量2"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本文拓展了背景风险影响保险需求的研究视角,为保险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创业意向间的中介作用——人格特质的调节

在当前"双创"背景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人格特质等理论,本文构建了以创业警觉性为中介传导的社会网络影响创业意向的概念模型。基于281份大学生样本,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社会网络和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强度、多样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特质正向调节创业警觉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网络影响创业意向的潜在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对促进大学生创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父母对子女的代际传递,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子女是否会反过来塑造父母的行为和决策。本文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子女性别如何塑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会通过“为儿买房”机制增加家庭储蓄率、减少风险资产投资;由于女儿对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相对更多,女孩家庭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男孩家庭更低。     

社会网络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利用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民的创业意愿、创业困境和创业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农民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社会网络越少的农民越担心创业时资金不足和缺乏创业关系;社会网络对农民预期从朋友处获得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与创业型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为了从社会网络视角解决民企发展困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创新性地引入“网络中心度”概念,以更加科学地划分创业经济发展阶段,并将其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重要指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人际网络、商业网络、机构网络、政府关系网络4个社会子网络,分别研究了社会网络、创业资源与创业型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对企业经营绩效存在不同影响。通过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相关数据,对社会网络指标、环境不确定性、资源获取以及企业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社会网络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企业资源获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与创业型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民营经济的证据

为了从社会网络视角解决民企发展困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创新性地引入"网络中心度"概念,以更加科学地划分创业经济发展阶段,并将其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重要指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人际网络、商业网络、机构网络、政府关系网络4个社会子网络,分别研究了社会网络、创业资源与创业型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对企业经营绩效存在不同影响。通过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相关数据,对社会网络指标、环境不确定性、资源获取以及企业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社会网络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网络通过影响企业资源获取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双重网络嵌入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创业机会异质性的中介作用

以我国237家新创企业为样本,利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包括社会网络嵌入和产业网络嵌入的双重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创业机会异质性在双重网络嵌入对创业绩效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新创企业通过嵌入双重网络可以更好地识别、利用异质性创业机会,这种特定的优势能够显著提升其创业绩效;创业机会异质性在双重网络嵌入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关系、面子与创业行为:社会资本视角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关系、面子和创业行为的文献回顾,提出了研究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下影响创业者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实证研究,笔者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和面子观念(有面子和没面子)作为非正式制度对创业者的创业态度和创业倾向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为鼓励和支持创业行为,除了正式的制度保证之外,非正式的制度因素也不容忽视。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缓解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假设情景看,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下降21.4%;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女性、中年和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户通过互联网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大;基于反事实假设看,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或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实际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若选择使用互联网,其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幅度更大,若其实际使用互联网而选择不使用,其收入不平等水平将明显提高。在替换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稳健。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效应和就业效应两条路径间接作用于农户收入不平等;其中信息效应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就业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